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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傳記第三部 連載之五
大災難還在後頭 前一場的災難還沒了結，新的一場災難又緊跟著出場了。反右以後，來了三個方面的新花樣：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運動，前兩個「大」在城市中施行，人民公社則在農村展開，簡稱三面紅旗，使中國人赤著腳也跟不上。 這時節我為了右派的身份正下放在上海縣陳家橋，這是個不到一千人的村莊，農民世代耕作，不需要名師教導。自高級合作社提高至人民公社，就把一戶一家的個體農民，合併成大家庭的大集體，又異想天開把每戶做飯的格局變成吃大鍋飯，提出的口號叫做「吃飯不要錢」，為著貫徹這一口號，還得砸爛鐵鍋和灶頭作為下了決心的保證。非常滑稽的是廣播喇叭說是：為了提前實行共產主義。 聚族而居的農村皆有儲糧備荒的傳統，吃飯不要錢吃了沒幾天就祇得吃存糧，連存糧也吃光了，就開始殺狗殺貓充饑，吃光家畜然後吃草根樹皮和榆葉充饑，觀音土名喚觀音，其實是自欺欺人，誰知吃了下去，死得更痛苦，古人就有「饑而不食烏啄者（一種毒性的果實），為其愈充腹與餓死同患」！（《史記》˙蘇秦列傳）農村裏開始死人，老弱病號死在前頭，然後是青壯年，小孩子也逃不了。 五八、五九這兩年偏偏是風調雨順的年頭，按正常的耕耘可保大豐收，舊社會遭遇歉收的年景，農民逃難到外地要飯也能活得下去，新社會拉平了貧富，家家戶戶斷糧，到哪裡，那裏都在鬧饑荒，這就把一切吃飯的門路全堵死了。 原來《紅旗》上刊出一篇大科學家錢學森博士的文章，說是一畝地按照他的測算，可以收穫三千至三千五百斤稻穀，他的科學根據：植株要密，利用太陽的光合作用，再加之深翻土地，便於吸收地下水源，既省勞動力，不必插秧，熟土翻下去又省肥料。毛澤東誇讚此文是農業生產的一場大革命，正合「孤」意，發了指示，強制執行。 老毛哪裡知道，這是御用文人在仰仗領袖的鼻息，當他投其所好迎合老毛的瘋狂，也就丟棄了理性的思維和實驗的手段。錢學森製造原子彈不愧是個科學家，當他甘願做瘋狂的毛澤東的應聲蟲時，就完全拋棄了科學的 A、B、C。當然，文人中比錢博士更善於阿諛逢迎的，還有郭沫若，臧克家之流。 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無獨有偶，在蘇聯也有自己的「錢博士」，那裏的科學家名叫特洛菲姆李森科，也許受到錢博士偉大發明的啟發，他也在耕作方面出了些怪點子，推廣冬小麥改作春小麥，一年可收穫兩季，中國農學家則引進蘇聯的「先進」辦法，試行一年雙季稻的輪作制。 違反自然規律者，不論是毛澤東，斯大林，錢學森和李森科，必然受到上帝的懲罰，兩國的所謂先進農業，結果都是顆粒無收。我國的農諺說得好：「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陳家橋的農民氣憤地罵道：「怎麼樣折騰莊稼就怎麼幹！哪壺水不開拎哪壺！」 我在陳家橋下放勞動，本是懲罰性的，村長跟我的感情不錯，同時，在該村下放勞動的還有兩位華東師大的右派份子，男的姓郭，女的姓尹，郭得了精神憂鬱症，在殺狗殺貓階段即投河自殺，村長以郭某餓死為由，向縣政府彙報：下放的「王某、尹某，他們即使交足糧票，糧站也兌不出糧來，希望讓這兩個右派回到各自原來的單位」。這樣，我才結束了插隊落戶式的生活。半年之後，那位尹小姐得了浮腫和肝炎，治癒的特效藥祇有糧食，偏偏那時獨缺這號特效藥，死的時候她祇有二十歲。
陷入饑荒的城市 我回到上海，照舊到作家協會上班，幹的工作還是整理書庫。這時候上海人同樣陷於饑荒中，農村有貓有狗可食，城裏人卻學了貓的本領，紛紛捉老鼠充饑，那熱烈的程度比當年「除四害」的消滅老鼠之役還起勁！ 如果說錢博士發明了密植和深翻，人才濟濟的上海，無名氏的土科學家則發現一種叫小球藻的食品，據說內含碳水化合物，養在水裏的「球藻」的胞子會自己分裂。我吃過小球藻，呈綠色，無味，吃下去會引起嘔吐。 糧店沒有糧食供應，糧票成了廢紙，傳說近郊區的供應山芋藤，我已記不清一斤糧票能換多少山芋藤，祇上市兩三天，四面八方搶購山芋藤者，一下子把存放屋後的「美餐」搶購一空，本人也沒撈到嚐一嚐。我在山東可吃過這個東西，山東叫它地瓜秧子，農民把它磨成粉末摻在煎餅裏作填充物。 我的家庭有六個孩子（大兒子在外地學習），加上我的父親，共有九個人。在這陷入饑餓的城市中，能維持一日三餐決非易事，而一直在鄉下的繼母，因為常州鬧饑荒，不打招呼也搬到上海來住，又添了一口，家長成天為吃的問題犯愁。 家裏買小菜的財務由我父親承擔，每天天不亮就往五原路菜場排隊。三十六年後還記得一件往事：老人家有一次買回一斤豆腐渣，這是第一流的營養品，簡直賽過山珍海味；有一天他買了兩個大南瓜，正好摻和著糠麩美美的吃幾頓。誰知好事多磨，怕是生在貧瘠的地方，或是沒有肥料，南瓜下了鍋成了一泡水，它的纖維又很難下嚥，鄰居嚐了一口安慰我道： 「老天爺似乎跟我伲作對，這年頭怪事連連，買蔥蔥不辣，買瓜瓜不甜，母雞不下蛋，蘿蔔變成空心……，長了這麼大還沒碰上這般黴運！」 感謝共產黨讓我全家維持了可憐的生存權，要兩樣東西成了我們的救命星：一件是每日供應一瓶牛奶，我是連續六、七年的老訂戶，為了孩子的成長，原則上先讓最小的孩子享用；另外一條是李明的「海外關係」，本來，「海外關係」也像黑五類那樣，是闖禍的根源，在饑荒年代，李明的叔叔從香港寄來的罐頭食品，幾乎成了全家的盛大節日。 馮素英（羊子）的父親也被打成右派（羊子在湖南就業），家中張口吃飯有五人，他們的生存權同樣沒有保障，她的媽媽找到了一條生路，每天清晨步行到孕婦家收孕婦小便，送交醫院提煉胎盤球蛋白，每月收入二十多元人民幣，聊補無米之炊。 那年頭上級發的票證多如牛毛，計有糧票，糖票，菸票，肥皂票，火柴票，布票，線團票，肉票，油票，豆製品票，副食品券等等，這說明物資的普遍匱乏。直至1985年以後，這十一種票證才成了一堆廢紙。
後院煉鋼 要說毛澤東的智商低下，他做的詩倒是合韻合轍；要說毛的學識兼優，他的無知簡直比不上一個中學生。檢查一下毛整個執政期中鬧出多少愚昧加荒唐的笑話，如上節講到的種田不施肥，祇須把上層的熟土翻下去，就能長出糧食――這個念頭，我在七、八歲時就會說一個「不」字；再如，不用焦炭可以煉鋼，沒有糧食卻提倡什麼吃飯不要錢，這不是神經病的瘋狂是什麼？ 回憶一下當年的「後院煉鋼」吧，當我調到巨鹿路的作家協會，進門時便發現好端端的大鐵門不翼而飛，原來上海作協佔用的是本世紀初一個大亨造的花園洋房，兩扇由扁鋼造的鐵門既結實又美觀，據說是被「大煉鋼鐵行動組」硬拆下來拿去煉鋼煉鐵去了。如今祇用十塊木料做成臨時的大門，真有賊也擋不住。 我還記得復興路上一幢六層洋房，對著大街的陽台上都建有一人高的鐵欄桿，「大煉鋼鐵行動組」同樣也要拆下來，住戶祇得臨時用麻繩攔住陽台。一位作家住在五樓，見著我氣得大罵「行動組」不是人，大煉鋼鐵不管死活，家裏人一不小心，從樓上摔下去，找誰算帳去？ 大煉鋼鐵用什麼作原料呢？叫做就地取材，於是城市裏已經稀罕的樹木在一天之內燒成灰燼，煉出了所謂鋼，火力猛一點被煉成「豆腐渣鋼」，這個新名詞祇適用於柴火燒成的鐵餅。火力不足的連「豆腐渣」也出不來。 毛活著的時節，他幹下的驚世駭俗的荒唐故事，還不許人說一個「不」字，當時報紙上還得連篇累牘刊出讚美的文章，不過都是小報抄大報，千篇一律。沿鐵路線展望平原山野，大小農村，原來的森林都變成了光禿禿，「倦鳥不知還」的鳥類不是不想「還」，而是無處築巢無木可棲了。 1962年毛還活著的時候，我在一篇「一口大鍋的歷史」的小說裏，轉彎抹角地講了一個含糊的「不」，諷刺了大煉鋼鐵砸掉鐵灶的事。全文祇是寫了農民如何費盡苦心才保住了一隻大鍋。（刊於1962年7月號《上海文學》） 同年十月裏，還是那個張春橋，聞出了這篇小說對毛大不敬，市委宣傳部裏，我的一個朋友把這個風聲告訴了我。果然在六二年的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中蘇友好大廈作報告是，就這麼說過：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動了嘛，像王若望，剛剛給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風吹草動，他又翹尾巴了，最近他就寫了『一口大鍋的歷史』，這是公開攻擊三面紅旗，你們去找來看看，就看出他的攻擊多麼惡毒和巧妙。無產階級鬆一鬆，資產階級就攻一攻。你們看，要是放鬆了階級鬥爭，就會鬧成什麼局面」？ 上述這個會是黨內會議，李明還保留了黨籍，她聽到了「上海一霸」指責王若望「又翹尾巴」的侮辱性講話，我卻沒資格參加那個會議。我等待李明回來，快到下午七點，她跌跌撞撞打開了屋子的門，一看到我，就淚如泉湧，絕望地喊：「完了！」說完，便撲向沙發，臉蒼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五八年那麼呆滯，我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祇好輕聲地安撫她：「什麼事？又犯病了，送你去醫院好嗎」？
永別了，我的李明 1962年 4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提出了「三不主義」（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和放寬文藝政策的報告。 聽到這個好消息，生起時局好轉的幻想，《上海文學》主編葉以群鼓勵我重新拿起筆來，我很快寫出了《一口大鍋的歷史》，當時我有幾方面的考慮：如果真能在報刊上發表我的文章，對我的李明將是極大的慰藉，同時也讓關懷我的朋友們知道，王若望又站起來了，等於登出一份廣告，告訴人們，此人已經不是敵人了，何況葉以群有言在先。在文革時期，他竟從自己住的樓上跳下來自殺。 我還有好勝心，不願隨大流寫那些歌功頌德的文章，久久沒刊出我的作品，好容易登出一篇東西，總要觸及時弊，不說假話吧。那口「大鍋」可算是獨一無二的：大躍進期間的荒唐事誰也不曾寫過，突破「遵命文學」，表現作者獨特的觀點還屬首創，雖然我在結尾處不得不留下了一條「光明」的尾巴。 孰料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依然是「陽謀」的誘餌，「光明」的尾巴也未能幫助我逃過厄運。 想起在一九五八年，李明就表現精神異常，如今我的焦急是不知道她聽到了柯大鼻子講了什麼。 她掙脫了我的手說：「不要理我」！然後，她拉開被子，蒙住頭，在被窩裏哭。我從鄰居那裏才知道了柯慶施如何辱罵王若望，這對於李明來說，就像是一把匕首猛地紮在她的心窩裏；狼犬的鼻子還是嗅出了反黨的異味。柯大鼻子有兩句信條：「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地步」。毛澤東腳下的奴才，對敢於冒犯他主子的叛逆，是什麼事都幹得出的。 她走出了會場，扶著牆根不辨東南西北，失魂落魄地、竭力想躲開一切人的眼睛，她鼓足氣力終於找到自己的家。這時，她已經處在精神分裂狀態，在哭聲中發出斷斷續續的諺語：「老王，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哇……你準備著吧，這一次不會讓你輕鬆……」。 我變得毫無辦法，祇能用一種絕望和懊喪的情緒迎接從天而降的災禍！唯一使我安慰的是，她在哭泣聲中所說的諺語，孩子們雖然聽不懂，我是完全懂的。如今每想起她一進門喊出「完了」的聲音，就全身打顫，那是一種跟迫害狂搏擊的聲音，誰知這也是一種垂死掙扎的聲音呢！ 這一回大發作，她會無緣無故地笑，她睡眠很少，吃了安眠藥還是睡不著。在她莫名其妙大笑時，她那形象更可怕，更讓我受不了。偶爾也有清醒的時候，我看到她梳頭，並且背得出幾首唐詩，仿佛看到一剎那的歡樂和陽光。 關於那個可怕的「一口大鍋」，她再也不提，一句責備我的話也沒有。 她在病危時對我諄諄告誡的祇有一句話：「為了我們的孩子，你聽我一句話，往後再也不要動筆了。」大概是她迴光返照時的遺囑了。 她祇活了四十五歲，於一九六五年八月永遠離開了我們。 這第二次上「陽謀」當的代價，我痛失了李明可貴的生命。 她的弟弟梅芳趕到華東醫院，沒能見到姐姐最後一面，他當場暈了過去，經過搶救，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姐姐，你在哪裡呀」？
「祇緣妖霧又重來」 上述標題引的是毛「和郭沫若同志」的詩。他自己就是放送「妖霧」的人，自批判「武訓傳」，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緊接著「反右」，馬不停蹄又來了個「大躍進」，稱之為「妖霧又重來」，不是最恰當不過嗎？ 毛澤東一手造成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的人吃人大悲劇，這個十惡不赦的「領袖」還不肯停止作惡，唯一補救之道，他祇是聲明自己「不再吃肉」罷了。毛跑到安徽的魚米之鄉蕪湖考察，詢問當地幹部：「糧食太多了，怎麼辦呢？」當地負責人不是不知道農民早就揭不開鍋，但在領袖跟前，還是不敢攖逆鱗，他機智地回話：「多造些糧庫就是了」。 昏君毛澤東自作聰明說：「倉庫堆滿了怎麼辦，是不是做酒呢？」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天大笑話！ 歷史上有個著名的昏君晉惠帝（司馬衷）的大臣報告皇上，黎民正處於饑餓中，皇上出了個好主意：「何不食肉糜」？ 當今的昏君提出「做酒」的解決辦法，跟「何不食肉糜」可謂異曲同工，祇是當今的大臣還不如東晉的大臣們老實；再者，晉代的饑荒也不是司馬衷的「三面黑旗」造成也。 「妖霧」的「重來」是愈演愈烈，後來居上，大躍進的作惡還沒完結，更毒辣更廣泛、更持久的「妖霧」果然重來了！ 這就是大家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愛上了一個「大」字，計有大集體、大食堂、大躍進、大字報、大辯論、大煉鋼鐵、大辦農業、大辦食堂、大案要案、大練兵、大救星、大一統……，他老人家好大喜功，大狂，又造成了大折騰，大瘋狂，大饑荒，大砍大殺，大逮捕，大浪費，大破壞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頭一炮，原是姚文元發表吳晗創作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接著又批評他的同夥鄧拓和廖沫沙，即所謂「三家村」，往後，即由林彪副主席頒佈了一道「公安六條」：凡反對毛主席的言行，皆作為現行反革命論處。 接著，《人民日報》社論大標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上述頭號通令作了注解。 於是大瘋狂，大逮捕，大抄家，大砍大殺，馬上在各大城市展開了。 即以大抄家而論，「不同牌子」的紅衛兵都破門而入，進行抄家。我家先後三次「開門揖盜」，第四批紅衛兵再來抄家，看到地板上祇剩下一條破蓆子了，無家可抄，他們才跳過這一家。 「傾家蕩產」原是形容赤貧、火災以及搶劫一空的成語，而紅衛兵的抄家的大破壞已遠遠超過傾家蕩產，這是由於大抄家之後還得強迫大搬家。文革中的搬家帶有惡作劇性質，聽說北京，南京紅衛兵的大搬家，是把全家驅逐到農村，祇能以自行車裝運幾件簡單的行李。有幾萬戶北京人被攆到農村，南京的牛鬼蛇神則遷到蘇北；上海的牛鬼蛇神比較幸運，大都驅逐到汽車間或儲藏室，我家祇是從五層樓搬到八層樓的吳強家，兩家擠在一套居室裏。應該說，我的運氣還算好的。 毛對這種大瘋狂的傾家蕩產行動還請馬克思出來保駕，美其名曰：「剝奪者的剝奪」。 我在一篇《抄家雜記》中還講了抄家、搬家以外的大破壞：「他們把書刊出版物冠以『封、資、修』，古代的線裝書，掛在牆上字畫，紅木傢俱等都屬於『封』；外國的書，包括鋼琴，沙發，西裝，領帶照相簿等劃入『資』；現代的書刊（除了馬、恩、列、斯和魯迅的著作）則列入『修』。抄到上述這些東西，書刊字畫則運到造紙廠做原料，更簡單的辦法即一火焚之；鋼琴沙發不能燒，便集中到一間房中，貼上封條。（刊於1985年《藝壇》第一期，編入港版王若望著《天地有正氣》集）」 毛澤東藐視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他曾誇口道：「秦始皇焚的是宣傳分裂的書，坑的是主張分裂的儒生，被殺的不過四百六十幾個，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總共坑了四萬六千個儒。」 紅衛兵抄著了金銀首飾、手錶等貴重物品，上繳一部分做個樣子，大都裝入自己的荷包，我妻羊子的娘家，她媽媽聽到風聲不好，打算把幾根金條和首飾藏起來，羊子自信馮家不是牛鬼蛇神，勸母親不必藏，結果還是給紅衛兵搶去了。 紅衛兵自然抗拒不了金銀財寶的誘惑！大抄家腐蝕了一代青年，在後來的年代裏早已反映出來。
醫院變成殯儀館 一九六五年底，離李明逝世祇有三個月，我父親病危的加急電報傳來，我當夜便趕回常州老家，乘火車到達常州城已是子夜，開往丫河的班船已停駛，我祇得步行數公里，太陽還沒出山，我已經來到父親的床前。我的兄弟、妹妹都到了，他們說：「爸爸就是要等你來了才斷氣。」我剛剛喊了聲爸爸，他果然睜開眼，連話都沒有說出來，就永遠閉上了眼睛。 王氏宗親的兩代子弟參加了送殯的行列。夜晚，落戶在淮北太和縣的弟弟王鶴向大家講述他夫婦在淮北怎樣度過鬧饑荒的艱難歲月。前一節曾介紹王鶴受我株連劃成右派份子，本來他在安徽省會合肥，變成右派便放逐到貧困的淮北。他說：「幸而大哥的老難友張凱帆給淮北地委打了招呼，我才沒有下農村，在淮北市一家醫院打雜，張凱帆是副省長，他有權給下放的幹部挑個比較好的地方，但沒權給誰摘『帽子』。五八年大災荒來了，抬進醫院的病號多半是浮腫病，醫生也沒法治，病號祇有等死，這個醫院的業務實際就成了殯儀館。而醫生護士自己一天祇吃兩頓玉米麵粥，後來連玉米麵也吃不上，想出辦法安排下農村去『要飯』。我這個雜工是下放的第一批，一組五個人，四女一男分派到太和縣鄉下。 「首先看到樹皮草根都吃光的情景，開始吃倒斃者的肉。我們住在有著三代人的大家庭中，年輕的兒女、媳婦全部到鐵路沿線做乞丐去了。老爹老媽並不歡迎我們，一進門老爹說祇管住、不管吃。祇騰出一鋪炕給我們，姑娘們有點為難，老爹說：『怕什麼，米囤不管用的世道，小夥子那個東西也不管用咧』。講得四個婦女面面相覷。我們到哪兒去弄吃的東西呢？本地農民已經把能吃的東西羅掘俱窮，兩手空空的外來戶祇有向當地人求援，一個乾癟的年輕人悄悄的跟我獻計道：『東各莊已經易子而食了。你不是有四個同夥嗎？我幫你砍倒一個，兩人拆賬怎麼樣？』我嚇得汗毛直豎，不敢告訴姑娘們，這時候餓極了的農民完全回到原始的獸性，在一切吃光以後便動腦筋吃人肉，有的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而畜類都是不肯吃同類的。蕭山縣有一個女孩怕被人吃掉，對她母親說：『媽媽你不要吃掉我』，結果媽媽餓急了，等孩子還有一口氣的時候，還是把她吃掉了。據該縣兩個生產隊的統計，當時光屍體就吃掉二百多具。 「逃生總比被人吃掉好，不過當人們嘗試著逃生的時候，沒跑出一段路，就被本身的浮腫、虛脫、乏力打倒了，最後還是被人吃掉，不是餵自己家裏人，而是救活了陌生人。可是，多吃一頓人肉的陌生人也不會活太久。這就是饑荒歲月乞丐走不遠的原因」。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中國是吃人的世界，這句話適用於安徽、河南、山東、河北、甘肅、寧夏、四川等地農村。 「為了逃命，我們五個人又回到淮北市人民醫院。政治部主任聽了我們的彙報，哭喪著臉說：『祇有抬死人的生活，一天發一個窩窩頭，不能抬的，什麼都沒有』。護士們苦苦哀求說：『抬死人我們幹不了，幹點別的都行，發半個窩窩頭也幹』。 「政治部主任祇有苦笑：『護士這個職業，醫院裏如今派不上用場。護理得越好，病號多活幾天，這幾天就得多吃東西吧……你們兩個人抬一個死人，按規定倒可以發一個窩窩頭』。」。 王鶴最後說：「告訴你吧，一天發一個窩窩頭，還是摻糠的」。至於那四個護士是否轉業抬死人，他沒有交代。 安徽河南兩省在大饑荒年月死人最多。當初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糧食生產上比賽「放衛星」，前者吹牛一畝地豐收一萬五千斤，後者放衛星放到二萬五。一年以後，這兩個省餓死了幾十萬，後者餓死了一百二十多萬。 僅1958年下半年內，由於饑餓、浮腫病而死亡的，共有兩千兩百十五萬七千餘人。（據中共官方在1965年的統計數字，引自1996年10月號《爭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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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走向死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