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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棄婦怨 王若望自傳之二
在哈爾濱只有十來天，我們就回到上海，可以說是一無所獲，第二年就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全國捲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熱中，各個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後援會，發動捐獻飛機。 大概由於我在宣傳捐獻飛機中表現突出吧，上級指派我參加第一屆「赴朝慰問團」，團長廖承志，以大軍區爲單位成立慰問分團(西北、華東、東南、華北、四個分團)。 我任華東分團秘書長，浩浩蕩蕩開赴朝鮮前線。後來還組成了第二、第三屆赴朝慰問團，梅蘭芳、巴金等都到過朝鮮前線。 參加慰問團，特地挑選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徐鑄成(《文匯報》主編)、武和軒(民革中央委員)、陳仁炳、張孟聞(民盟上海主委)，出發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統一的禦寒服裝，四個分團有一百四十餘人，分頭去瀋陽會師。 那時，南韓李承晚的部隊與美國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勢吃緊，志願軍總部命令慰問團先在瀋陽待命。這樣，我們在瀋陽停留至陽曆年底。全體慰問團皆住進東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發現電梯間旁的一間小屋，一個女服務員送進窩窩頭和一點兒小菜；當她打開門時，我好奇地看裏頭究竟是什麽人生了病。 我驚奇地發現，小房間裏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頭髮不整，似曾相識，一下子想不起在哪裡見過她。我就問那位女服務員，她說：「她是神經病，丈夫是東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們這裏不管」。 反正我們在瀋陽閑著，我倒要弄明白，這個瘋女是哪一位高幹的棄婦？ 我上門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導員，由於穿著慰問團的統一服裝，用不著介紹就取得了他的信賴，他告訴我當代高幹依仗權力幹出了一出「現代棄婦怨」的悲劇。 這位不幸的棄婦原來是方紀同志(參看本自傳第二卷：「抗婚小組」一節中，她與凱豐的強迫婚姻有過詳盡的交代)。 方紀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麗在群芳中確實有突出之處，她端莊裏透出娟秀和靈氣，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進入會場，隨便什麽人都會向她行注目禮，覺得能多多看她幾眼也是一種享受」。(239頁) 何凱豐，原名克全，江西人，與王明、秦邦憲都是留蘇派幹將，何的年齡比方大十多歲，我在延安聽過他多次演講，那時他任中宣部長，他的報告與王明異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齒不清是他做報告的特徵，喜歡引用斯大林語錄，凱豐的文章散見於《解放周刊》和《新華日報》，江西土話和口齒不清總算避免，但言而無味像個癟三依然如故。像方紀那樣的美人兒與他結合，一枝鮮花插在牛糞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導員回答我的提問：「凱豐怎麽把方紀關在瀋陽呢」？那是八路軍乘著蘇聯紅軍開進東四省，我們黨的大批幹部與國民黨部隊爭奪領導權，高崗、林彪、凱豐、羅榮桓等，分別擔任東四省的東北局黨、政、軍領導。凱豐的太太到第二年從關內調來，沒有多久，方紀發現凱豐愛上了文工團的演員，年齡比他小二十多歲，可以做凱豐部長的女兒了。黨組織對下面的幹部搞重婚，生怕影響不好，一定會干預的，唯有對高層幹部不敢碰，惹不得，聽之任之。真正的帶頭人是高崗。 方紀鬧著要離婚，但黨組織不許，理由是剛到新開闢的根據地就鬧離婚，怕影響不好，怪就怪在凱豐另外搞女人，怎麽不怕影響不好？方紀氣不過，慢慢得了個癔症，經醫生診斷，其實就是神經病，去年凱豐離開了滿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們這裏，比扔掉一塊抹布還乾脆，而且特別關照，要保密，又說是怕傳播出去影響不好。不過東北局人事處答應每月支付兩百元人民幣作爲這個瘋女的生活費。指導員問起：王同志爲啥對方紀這麽關懷？ 我說：「在方紀沒結婚前我們就認識，她與凱豐的婚事比封建婚姻還要野蠻，完全是運用組織壓力強迫配對，沒想到來到瀋陽碰巧看到了這一齣悲劇。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許能測定她的神志還有幾分是清醒的」。 得到賓館指導員的允准，我把方紀領出那間充塞著臭味的黑屋。她認不得我了，我親切地連叫了兩聲她的名字，她才回應說：「你是毛陳」(我在寶雞時的化名，證明她的記憶蠻好。)我邀請她到東北旅社的餐廳吃飯，方紀走出黑屋，大概從玻璃窗裏見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著慢著。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並且搓開手指梳理頭髮(可憐，她連梳子都沒有)。我重新審視她，沒有愛情的女子容易衰老，當初那麽美麗的方紀，現在活像一個祥林嫂，頭髮不再蓬亂也不能掩蓋蒼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廳裏叫了幾個菜，她像餓煞鬼一般狼吞虎嚥，似乎好多天沒有吃飽，只有從吃相難看上判斷，才像是精神異常的樣子。 在就餐時我問：「你想回家嗎」？ 「我提出我要回家，這裏不答應」。 「你的老家還有父母姐妹嗎」？ 「爸爸不在了，媽媽還在，還有一個哥哥在天津市工業局」。 「還記得你老家的地點嗎」？我繼續測試她的記憶力。 「怎麽不記得」？ 「我能給你什麽幫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閃出一絲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說： 「你能送我回家嗎？我媽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對指導員說：「方紀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津老家，爲什麽你們不答應？甩掉一個包袱不是很好嗎」？ 指導員苦笑著說：「一個神經病患者，放到社會上她要是胡言亂語呢？就是怕影響不好」。我生氣地說：「又是那個影響不好！你們寧願養著一個瘋女，只是爲了給黨的部長遮醜！犧牲一個女人，去保護一個首長的名聲。如果你的妹妹是方紀同志，你將心比心，就會覺得你做了凱豐的幫兇角色」！ 指導員臉紅脖子粗地爲自己辯護道：「上級關照下來，不這麽做也不行呀」！我拍拍胸願意承擔責任，希望儘快回老家，對公對私都是上策。 我從朝鮮回國以後，仍舊關注方紀的命運，只是從安東乘火車回到上海，沒有在瀋陽停留，我寫了封信給東北旅社政治指導員，他回信告訴我：最後請方的哥哥來到瀋陽，護送方紀回天津老家，你所說方不像有神經病，她的哥哥也是這麽說，他氣憤地辱駡凱豐耍了詭計，這樣，凱豐就可以逍遙自在地亂搞女人了。
跨過鴨綠江 朝鮮戰爭第二個戰役告一段落，慰問團趁著戰爭空隙過了鴨綠江。我們分別乘俄國的嘎斯汽車駛向崇山峻嶺。戰區的時間表是白黑顛倒的，志願軍的行動都在夜間，只因美軍完全控制了天空，敵方的轟炸機多半是從航空母艦上起飛。這樣，慰問團的活動不得不晝伏夜出，頭一課就是學習夜貓子的生活。 我們不知開到什麽地方，反正天亮了就得停下來，由志願軍一名副官領著我們步行到一個廢棄了的礦洞裏。華東分團在行軍中稀稀落落，美國飛機在剛剛天亮時就出動了，敵機的轟炸更使得團員們驚慌緊張，有幾位六七十歲的老人掉隊落後得好遠。 愈是緊張，走得愈是慢，鑽進礦洞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掛起。想看看志願軍什麽裝備，什麽樣子，除了那位志願軍的副官，什麽都沒見著。 我們蹲在礦洞裏，怎麽進行慰問呢？直至第三天，有三、四名戰鬥英雄來到礦洞，看來是他們慰問祖國來的親人。先由團長歡迎戰鬥英雄，講得熱情洋溢，接著由戰鬥英雄報告打勝仗的事迹。礦洞裏黑黑的，只點了一支蠟燭。不能做記錄，過了沒幾天，就慢慢淡忘了。 至今還能記起，志願軍的生活很艱苦，吃的伙食是裝在乾糧袋裏的炒麵粉，不分一日幾餐，饑餓了就抓一把炒麵粉吞進嘴巴，供應的小菜是鹹菜、鹽巴，偶爾分配到祖國運來的食品罐頭。吃這種罐頭本應是喜事一樁，只是一個班分到一罐，一個人吃到那麽一點點，反而把食欲吊起來了，好事倒變成了埋怨。慰問團是受到優待的，我們吃的東北鍋盔，它像鐵鍋那麽大，又像鐵鍋那麽硬，牙齒差點就沒法啃得動。比起十幾個人分到一隻罐頭，我們就是天之驕子了。 戰鬥英雄報告戰爭事迹，似乎只有勝，不會敗，慰問團裏個別的人士偶爾問起有無打敗仗的情況，對方語塞，避不作答，這個提問的團員在英雄離開後，受到難堪的批評，我記得一句重話：「這是有失慰問團的身份，我們是來打氣，不是洩氣來的」！ 我回國後寫了一本《赴朝慰問記》，在《勞動報》連載，勞動出版社出版，其中也迴避了上述的對話，必須遵循「氣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則，怎麽能在公開出版物上給前線將士說洩氣話呢？ 像這樣的話：「你想不想家呀」？也會勾起思鄉之情，在軍隊裏，說話要特別小心，就怕影響士氣哇！ 我們窩在礦洞裏，儘量想走出礦洞，到前線親自去體驗一下戰鬥生活。志願軍總部終於滿足了這一要求，四、五天以後，由那位副官通知我們：將老弱殘病留下來，挑選精壯年輕的團員組成小分隊，指定王若望任分隊長。副官帶領我們走出洞穴，再三叮嚀防空要緊，安全第一。我率領七名男女隊員，都在二三十歲左右，其中有一位歌唱家，還有一位交大的女同學。四五十歲的團員則留下來，他們前去後方醫院慰問，於是兵分兩路，他們那邊佔了四分之三。 小分隊步行至某個加強連的駐地，連長是新四軍的營長，名叫徐文彬，調至志願軍反而降了一級，他給我的印象：年輕有爲，幽默活潑，他歡迎小分隊的幾句開場白就不同一般： 「加強連是個打衝鋒部隊，祖國親人來了，這是我們的光榮，也許會使『加強』變成『加弱』，大家注意相互幫助，讓強弱摻和，一樣打衝鋒」！ 值得自豪的是：我們小分隊終於參加了一次加強連阻擊李承晚部隊的戰鬥。美中不足的是小分隊沒有武器，連手榴彈都沒有，我們的任務只是負責捉拿俘虜。 第二個美中不足：對方不是美國兵，而是南韓的國民軍，當我們快速奔往望子山，好容易做到沒有掉隊的，徐連長先把我們隱蔽在低窪的『死角』，只讓我們旁聽密集的機槍聲和打炮聲。前後不足十分鐘，敵兵就後退了。徐連長抽空來照拂我們：「幸而上來的是南韓的李承晚部隊，要是美國兵佔領這個山頭，他們的火力就不得了，這是你們碰上了好運氣」(在《赴朝慰問記》中，描述小分隊親自參加瞭望子山戰鬥，那是作家的移花接木，這兒寫的才是真實的。如照實寫出，豈不長了美帝之志氣？故不能說真話也。)。 這一場戰鬥結束後，我們的歌唱家引吭高歌，唱了三支拿手的歌曲慰問戰士。 夜晚，朝鮮的天空星光燦爛，可以欣賞美國飛機撒下許多「天燈」徐徐降落，(天燈是懸有小降落傘的照明彈)與天際的星星相互輝映，煞是好看。也是我們車隊運輸最繁忙的時候。 白天，美國飛機沿著迤邐的羊腸小道撒下了無數的三角釘，它是一項破壞汽車輪胎的新發明，三角釘成幾何形，共有五個銳利的箭簇般釘子，隨便扔在地下即有三個釘子在下，兩個釘子朝上，汽車壓過三角釘，便會刺破輪胎跑氣。 開頭幾天美軍的新發明頗見功效，我方運輸司令劉居英想出了對策，發動婦女拿著掃帚掃去三角釘。對付的辦法有了，美國方面卻繼續扔釘子，只是偵察機發現我們的汽車安然無恙，照常行駛，美軍才收起他的新發明。慰問團回國，每人都把三角釘作爲戰利品帶回去，成爲到過朝鮮戰場的紀念品。
罪魁禍首斯大林—— 自1950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朝鮮半島打了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之戰，只打了個平手以簽訂停戰協定，結束了這場戰爭。中共方面的參戰，雖則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但卻付出了極大的犧牲。 當時大肆宣揚「中朝人民鮮血凝成的友誼」，「中國盡了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等等，凡是歌頌獨夫民賊毛澤東的光榮歷史，少不了大書特書提到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英明決策。 抗美援朝之戰，果真是中國主動參戰的嗎？中國志願軍不參戰，美帝是否拿走了東三省，將成爲顛覆社會主義陣營的跳板呢？ 歷史如墮五里霧中，它把真象掩蓋了幾乎有半個世紀，好在蘇聯已經瓦解，那裏的秘密檔案得以開放，如今我們才知道：挑起南北韓自相殘殺的內戰，不久又演變成國際間的戰爭，北韓這一邊以毛澤東、金日成、還得加上半個斯大林，南韓一方則有美國和聯合國部隊。而挑起這場戰爭的罪魁禍首卻是斯大林。 至於前面講到『半個斯大林』，蘇聯只是出動幾架飛機沿著鴨綠江轉悠一番，而且還得改扮成志願軍的服裝，此外還幫助了上千輛嘎斯車，斯大林死後，換了個赫魯曉夫，這筆款項仍然歸中國政府償還。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根據莫斯科解密的參謀總部檔案材料，將斯大林的面目暴露無遺，這裏只能引用檔案材料的實錄： 當斯大林詢問金日成是否已經作好入侵南韓的准備，他聽到的回答「還沒有」時，斯大林大發雷霆責備了金。 金只得坐到斯大林辦公室門外，直至改變了自己的回答。 1950年繪製的一幅機密的地圖，地圖上顯示北韓部隊入侵南韓的路線，斯大林還用紅色箭頭標出應在三日奪取漢城，七日內攻下南韓。 金日成爲什麽對進兵南韓遲疑不決，他知道僅僅以朝鮮人民軍的兵力打進南韓完全沒有把握，希望斯大林給毛澤東施加壓力，拉上中國的軍隊，可操勝券。誰知毛澤東有點猶豫，在莫斯科參謀總部的檔案裏，記載了一條：「1950年2月，金再次來到莫斯科，與蘇聯總參謀部作戰部長尼古拉.拉莫夫洽談，金告訴斯大林，他還沒有准備好，因爲毛澤東還沒有回到兩個朝鮮的問題上來。斯大林告訴金：必須在五月作好一切准備，不能再晚了」。在這次會見後，推遲至六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才答應出兵，爲了掩人耳目，改稱人民志願軍(引自1993年8月9日《世界日報》轉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譯文) 抗美援朝戰爭持續了三年，最後半年，雙方戰戰停停，戰爭處於膠著狀態，志願軍最高兵力達一百三十五萬人，大陸各大軍區的部隊採取半年一個周期輪換，讓所有的部隊親自接受炮火的洗禮，據說這是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練兵。 志願軍的死傷統計：死亡共十五萬兩千人，二十三萬傷病員。僅赴朝慰問團華北分團就被敵機炸死相聲演員常寶坤和程樹堂二人。失蹤者兩萬一千七百人。聯合國部隊和朝鮮人民軍共死亡三萬三千二百人，受傷十萬三千人(註：上述雙方死傷統計引自九五年二月出版的《新聞自由導報》)。 這場戰爭於一九五三年在板門店雙方握手言和，雙方議定八月五日至六日對等地交換戰俘，聯合國交出七萬五千八百二十三人，其中北韓人七萬零一百八十三人，中國人五千六百四十人，不願遣返的志願軍官兵四千七百零四人，佔百分之八十三.四的戰俘不願回歸祖國。這個數字使中共十分難堪。衆所周知，眷戀故土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意識，這麽多人在這生死離別的時刻寧願選擇遠適臺灣，如果不是對中共統治深惡痛絕，他們決不會放棄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這個數字也給那些宣揚中國人民主意識淡薄的論點一個有力的反駁：只要給人民提供自由選擇的空間，人民肯定會選擇民主與自由。在國際監督下雙方交換戰俘，正是絕無僅有選擇的難得的機遇。 後來的事實證明：那些義無反顧抛棄了家園的人有福了，據曾經在志願軍中做過戰俘營醫生的沈元津的見證：「不願返回大陸的軍人，到了臺灣後這些年，多數已富了起來。近年很多人願意回去看看老家，帶了很多美金，腰纏萬貫，回到老家，受到歡迎」。 沈先生也講到「志願軍戰俘回到大陸後，即集中在遼寧昌圖縣集中學習和審查，當然會用揭發批判、鬥爭的方式來進行，處理之後多數回到農村」(引自1993年8月15日《世界日報》「朝鮮戰爭時的北方戰俘營」)。 遣返大陸的戰俘倒霉了，本來，這一小部分人堅決回歸祖國，按常理應該嘉獎他們的愛國主義和對黨的忠誠吧，沒有！中共領導反而把他們集中起來進行批鬥和洗腦，這樣違反人道，還有一套大道理：上前線的只能「馬革裹屍回」，做了戰俘就是在敵人面前低頭了。 沈元津先生沒有交代那些在昌圖集中營挨鬥的一部分所謂「表現不好者」的去處，在《王若望自傳》第二卷418頁曾講到：「抗美援朝停戰後，從南韓放回來的兩萬多志願軍俘虜，回祖國後竟被流放到北大荒種棉花大豆，——--只是從美軍俘虜營轉入國內的勞動集中營吧了」(原文談到這一部分遣返回國的戰俘，數字偏高，應予糾正)。 中共的黨史和歷史教科書裏，還在把「抗美援朝」之戰作爲偉大、光榮、正確的功績載入史冊，其實中國人死傷二十五萬一千人的代價，不過是替斯大林、金日成火中取栗，對中國人一無好處。我們就有責任還其本來面目，特別是中共當局至今還在傳播「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之類謊言。
紅色恐怖慘案實錄 我們從戰火連天的朝鮮戰場上回國，正遇上國內殺聲四起的殺中國人的鎮反運動的高潮。 我剛踏進自己的家門，妻子李明萬分遺憾地告訴我：「你要是早回來十幾天，你的表弟的兩條命或許有救，你的舅媽從鄉下來到上海，專門求你去救救她的兩個兒子呀」！ 我不安地問：「怎麽啦？兩個表弟，怎麽能一同完結」？ 李明眼裏有淚水，對我說：「舅媽幾乎嚇瘋了，來到這兒，是一個晚上，外邊下著雨，她沒帶傘，渾身濕淋淋的，頭髮蓬亂就像一個瘋女人，一進門就給我叩頭，哭泣著，哀告著，她把營救她孩子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對她說，剛不巧他去了朝鮮，我不知道幾時能回來。不過你不知道共產黨的事情，路歸路，橋歸橋，若望說話未必管用。她絕望地撕扯濕透了的頭髮，就在這裏，她喊出了叫我揪心的呼天搶地的哭喊：『這是天不幫忙吧，我的孩子怎麽辦呢』」？ 遭鎮壓的表弟名叫恩嘉，只因恩嘉參加了國民黨的地方部隊忠義救國軍任連長，按照解放軍朱總司令公佈的入城守則：國民黨各級軍官，只要放下武器，到指定地點登記，即既往不究，並保證給出路等語，恩嘉信以爲真，故主動向縣政府交出武器進行登記後，便回家等候安置，並不躲藏。沒料到他還是被抓，只經一次公審大會，便在會上與忠義救國軍司令張少華等十多名反動軍官同時執行槍決。他的弟弟耀嘉，在一個鎮上任三青團的協理員，跟他哥哥一樣，在解放後第五天就向反動黨團登記處進行登記，當他發現哥哥仍然被抓，他嚇慌了，才明白到政府去自首登記，並不能救自己，人總有逃生的本能，他趕快離家潛逃，當地政府還是從他躲藏的丈人家捉到了，同樣判了死罪，只是沒有召開公審大會，哥哥的罪狀是參與反共部隊攻打新四軍，據說有血案；弟弟的罪狀是出身反動家庭，國民黨反動骨幹，畏罪潛逃。哥哥死時二十九歲，弟弟死時二十五歲，弟弟是在哥哥被殺一個星期，被槍殺在同一刑場。他們的父親前往收屍完畢，從此得了神經病，每天幾十遍重復說著一句話： 「耀嘉若是不逃，他不一定死哪」！還算好，他發神經病總算沒說出反對共產黨的話，如果有人告發，他也會判刑坐牢。 這時，全國的報紙都以大小標題登載各地召開公審大會宣判處死多少反革命的消息，上海市郊縣的鎮反運動如火如荼，里弄、機關紛紛傳言某某人被抓，某某人被殺，一片紅色恐怖的緊張情緒充塞著每個角落。 我剛從朝鮮前線歸來，上級佈置我們要到基層做慰問報告，不知怎的，總是提不起勁兒來。特別留下深刻記憶的一次，去到奉賢縣作報告，當地的領導鄭重地介紹做報告的會場：下午幾點還要在這裏召開反革命分子公審大會，並預先說出有多少人槍斃的數字，王同志吃罷飯，順便到這兒來看看我們的鎮反吧！言下顯得頗得意的樣子。 我馬上想到，我站立演講的台中央，也許就是宣讀執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地方，我感到渾身冰涼，倒吸一口冷氣，我拒絕了他的盛情邀請。在我做朝鮮戰場的報告，介紹志願軍如何英勇殺敵，頭腦裏總是揮不去無產階級的子彈殺死我的兩個表弟的可怕景象，我講得無精打采，前言不答後語，好在台下的聽衆都是奉命而來，他們對臺上所表演的一切是好是賴，只知道用鼓掌或喊口號來表達；在我講完以後，接連召開公審大會，聽衆也許是同一群的愚民。 我聯想起1937年8~9 月間，我從國民黨牢獄回到故鄉，表弟恩嘉和堂弟壽昌皆願意跟隨我們一同去延安參加革命，火車票都買好了，進了車站卻被一同出獄的難友呂恒和陳君益竭力阻止。在本書第二卷第一部中的「節外生枝」一節中談到這件終身憾事，當恩嘉懊喪地發出懇求的呼聲：「勿要忘了我們呀」！如今那呼聲仿佛是赴死的告別！當各人的人生旅途來到十字路口上，他因沒有一步到位就走上了人頭落地的下場，回想當年我也有一份責任，心頭感到特別沈重。我對這個案子的憤慨，覺著連三青團的區級幹部都判死刑，實在違反了朱總司令的入城守則，可見全國開展的殺氣騰騰的鎮反運動，不知濫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直到下一輪的政治運動，我本人也成了打擊對象，反右鬥爭才使我開了竅，開始懷疑給恩嘉定罪的幾條罪狀，恐怕也是摻假的，由於沒有辯護律師，又沒經過法律程序，只是轟轟烈烈開一次公審大會便一錘定音，哪能不錯殺人呢？朱總司令頒佈的入城守則，寫得多麽寬宏大量，仁義禮智信呀！可惜聯繫實際，完全不是那麽回事！，所謂南轅北轍，比一張廢紙還不如：前幾節中講到我們剛剛解放上海便強佔民族資產階級的交通銀行；「自報公議」逼得資方人士傾家蕩產；很多人跳黃浦江或跳樓自殺。 我娘舅一家的悲劇並沒有到此爲止。 他家中還有一個小兒子名複嘉，他兩個哥哥一同槍決那年，還只有十七歲，上大學沒他的份兒，只好到工廠裏打工，後來他被調到安徽銅陵有色機械廠做鍛工。第二年有一名青年工人被鍛壓機壓壞了手，而這個青工是跟複嘉在同一台設備上，廠方保衛科幹部的階級警惕性很高，他們不去過細檢查這起工傷事故是不是機械故障或是操作工人本人的疏忽，首先確定這是一起政治事故，果然從複嘉的檔案袋裏找到了證據。那裏面明明寫著他兩個哥哥一同遭中共鎮壓的材料，這便成了懷有血海深仇階級報復的鐵的證據(註：檔案袋制度是中共控制每個人命運的資料袋，本書第二卷中「一張表格定終身」一節，我與徐春來的婚姻被破壞，就壞在檔案袋裏的一張表格上。)(138~139頁)。 於是複嘉莫明其妙地被公安局上了銬子帶走了，對他採用刑訊逼供，廠黨委和保衛科的一分報告就成了起訴書，法院就判了他無期徒刑，據說還是寬大處理，沒判死刑，理由是那個致殘的青工只截斷了一隻手。一宗冤案就是如此構陷的。 複嘉宣判以後，廠黨委還把他的案例作爲生動的階級鬥爭活典型，在工會系統大會小會展開傳達和學習。就在教育工人如何仇恨隱藏得很深的破壞分子的運動中，一位老師傅心裏犯嘀咕，覺著複嘉是無罪的，但是當時高壓空氣造成的輿論一律，根本容不得第二個不同的聲音。直至複嘉坐牢三年以後，這位老工人由於良知的衝動和提醒，他決定挺身而出，先說服只剩下一隻手的青工，二人一同向法院爲複嘉鳴冤叫屈：他就是發生工傷事故站在機器旁的證人，他證明機器出事故的時候，複嘉並不在現場，受傷的青工也願意證明這一點。法院派人下廠開了調查會，證實那起事故與複嘉無關，乃宣佈無罪釋放，不過三年冤枉官司已經吃完了，他不會要求法院給他一點兒賠償——中國法律上偏偏沒有這一條，反而感激法官英明仁慈哩。 表弟複嘉的絕處逢生，他不過是千萬件冤案中絕無僅有的幸運兒。要是沒有狹義心腸的一位師傅挺身而出，複嘉注定會老死獄中。 這樣，我們就更深一層瞭解鎮反的打擊面多麽廣大，死者長逝矣，但活下來的家屬皆受到各種不堪忍受的株連，他們中的男女老少被稱爲「反屬」、即反革命家屬的簡稱，就像印度的不可接觸的賤民階層，屬於黑籍戶口，例如：與耀嘉結婚的女子，生了一個孩子，不滿一歲，就成了寡婦，她還年輕，她的父母親戚爲她操心，介紹了幾個歲數大的光棍漢，他們聽說女方是反屬，一律搖頭，她連改嫁的權利都被剝奪了，至今還是個寡婦。 鎮壓反革命第一波，令我刻骨銘心的大冤案，還有株連很廣的「工福會」案，它原是解放前的赤色工會，這個名稱太嚇人，後接受劉少奇的批評：「工會必須關懷職工的切身福利」，乃改名爲「工人福利會」，簡稱工福會，這麽一改，果然見效，本《自傳》第一節「侵入交通銀行」中就提及朱俊欣、湯桂芬等工人領袖，發動了一波接一波的大罷工，稱得上功勳彪炳了。 歷史似乎倒轉了，中共剛奪取了政權，不出三年，工人領袖一變而爲反革命，「工福會」被定性爲國民黨的特務組織。這時，「工福會」領導人劉長勝、劉寧一都不敢站出來說一個「不」字！ 解放後榮任上海總工會副主席的朱俊欣，往後轉任「失救會」的主任，解放前他在工人心目中幾乎是革命黨的符號，他的出身成份又是無產階級，卻在無產階級先鋒隊勝利之日，一下子成了國民黨的特務。 朱俊欣一家和我還有一層特殊的關係，他不僅是我的先後兩個單位的頂頭上司，並且同住一幢公寓，做了五年的鄰居。 有一天朱下班沒有回家，第二天沒回來又沒打電話，他太太情知有變，原來公安人員抓人並沒通知家屬。我通過有關人士，打聽到老朱並未關進監獄，而是軟禁在新康大樓。朱大嫂帶著兩個孩子哭著向我求情，那種慌亂、悲苦、急迫、無奈的心境，仿佛她哀求救命菩薩似的。我怎麽回應呢？這時我才理解劉長勝、劉寧一當初爲什麽不能爲朱俊欣說句話，一來陷於瘋狂的黨領導，聽不進任何忠告；二來怕連累自己呀！ 二十多天後，司法人員派人員通知家屬，要她到停屍間料理丈夫的後事。朱大嫂沒有去成，一聽說朱俊欣從七樓跳下，她立刻昏厥了過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俊欣之死還沒過「五七」，房管所派人要收回原居住的公寓房子。市政府官員好狠心呀，人死了，還逼著孤兒寡婦掃地出門，還有理由威脅家屬，說什麽：「上頭有指示，自殺的行爲就是用死來反黨，不能再住進這樣的公寓」。過一些日子，朱的女兒領我去她的新居，原來是有門無窗的汽車間。 我的悲憤，我的無奈，我從未哭過，在如此境遇裏忍不住嗚咽了。
設計救人「罪」一條 鎮壓反革命的浪潮正席捲全國，我所在的柴油機廠也不例外。這一天我批閱楊浦區公安局信封的特急件，公函內附著一個人的半身照片，我認識此人是本廠工藝科技術員，名喚陳錦華，三十歲上下。 其中說明批捕的的兩條罪證，說陳在國民黨行政院資源委員會供職，他在西南聯大上學期間是三青團的骨幹分子，在報上寫過反共文章，根據中央公安部第幾條，像這樣的人應當作爲社會主義的危險敵人依法處理。 按照行文的語氣，此人的罪行多半是死罪。外面集團式的懲治反革命，公審大會的緊張場面，共產黨殺人殺得近乎瘋狂！我看這張照片上的人頭不久就要落地，我不是憐惜人才，而是憐惜生命，趨使我不能容許這個聰明的年輕人變成一具死屍！如果我手中沒有這個權力，只能徒呼奈何，既然公安局批捕的公文需要廠長簽名，就不能貿然蓋上我的「橡皮圖章」。 我必須徵得黨委書記的同意，從人性的角度去打動他，我還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急需人才，像陳某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我們廠是不多的，忽然把他抓起來，難免引起科室人員、知識分子幹部的震動和不安——-- 刁書記不以爲然地直搖頭，他把公安部第幾條念給我聽，教訓我道：「我們不能對階級敵人手軟，基層黨委的責任只能幫助公安局發現敵人，而不是扯後腿或扯皮呀」！ 回想起關於廠長負責制的那場爭論，最後的結局是廠長與黨委書記平分秋色。不過由於黨委權力更高的傳統根深蒂固，理性和人道主義往往鬥不過「黨性」。 看來我難以說服刁書記，不得不退一步改用緩兵之計，我說：「我們要對陳錦華和他的家屬負責，先把陳的歷史弄清楚，更重要的一點，他進了吳淞廠以後的表現如何？這樣來幫助公安局正確區別誰是真正的敵人」。 我說服保衛科長如何徵集陳錦華的材料，必須站在愛護人才的角度，不要誇大，不要發揮想象力估計此人將來會怎麽樣，而是有一說一，不做結論，結論由上級公安局去做。 宋元田科長爲難地說：「查詢他的歷史問題，只有與他本人談話，公安局捕人的公文卻不許泄漏給被告，這是一條紀律呀」！ 我說：「正是這條紀律，我們辦案繞過被告本人，不得不以猜想和道聽途說冤枉許多人。你說是不是？這一回你並不把公文的內容給他說明，只是技巧地用關心的語氣核查幾個問題，比如說，你不妨問他當初如何進行反動黨團登記的」？ 宋元田照辦了，他向我講：陳是無顧忌地講他年輕時候確實寫過一篇反動文章，刊在學生會辦的刊物上，那上面兩處罵共產黨是共匪，那文章也罵國民黨腐敗，指國民黨也會被共匪打倒。陳說：「我在進行反動黨團登記的時候，保存了好幾年的那本學生會刊物已經交上去了」。 我憤憤不平地說：「你看，怎麽能把這號人當作反革命呢？要是我等因奉此蓋上圖章，豈不葬送了一個技術人員的一生」？ 宋科長大夢初醒地說：「是呀，就憑他自動交出那份反動刊物，這就是對我黨表忠心嘛！區局抓住這一點就作爲反動的罪證，那是完全不講政策了」。 「你就起草一份報告給區公安局言明真實情況，我們憑這份事實材料說服刁書記，也說服區局自動收回成命」。宋科長知道我平時好動動筆頭，要我來寫這份報告，我說：「還不如以保衛科名義寫，你們寫好了給我看過，再交黨委」。 保衛科的報告交上來，我藉此機會又教訓他一番： 「你要知道，在當年的國統區裏，把共產黨罵成共『匪』是流行的口頭語，就像我們罵蔣介石叫『蔣該死』一樣，不這麽說反而有親共嫌疑，區分局連這個情況都分不清，恐怕不知會冤枉多少好人呢，俗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社會上鎮壓一個人，就會連累一家人，而且造成共產黨殺人不眨眼的壞印象，它的後果是負數，而救人一命呢，那就是積德，是行善，這樣的保衛科長才是好科長」。這篇議論其實是爲我的兩個表弟的慘死而發泄心頭之怨。 刁書記看了保衛科的報告，他的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加蓋上廠黨委的圖章，送交楊浦區公安分局，果然扭轉局勢，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而陳錦華始終蒙在鼓裏，壓根兒不知道刀子曾經駕在他的脖子上。 我爲他的重生感到慶倖。 沒料想公安局對陳錦華依然窮追不捨，直至他的保護傘王廠長離開上柴廠，1957年我也被劃爲右派，區公安局又翻出四年前的老賬，還是將陳逮捕，這時殺人如麻的鎮反高潮已過，殺頭之罪總算免了，判刑六年，押送安徽白茅嶺農場。聯想到從香港回國的五金行老闆，他在三反五反中弄得傾家蕩產，鎮反運動開始，他也解到白茅嶺，他和陳錦華遭到同樣的命運，四十年後，我從他女兒口中才知道她的父親同樣冤死在勞改農場。
跳槽「華東局」—— 上海柴油機廠的産量總是上不去，百日競賽的時期，吳梅生總工程師早就提出鑄工車間是生産中的瓶頸，他沒跟我去哈爾濱學習「什麽索夫工作法」，其實合理工作法的要領就是保證供應充足的零部件。 於是，我就動用基建資金，擴建翻砂車間的場地，二十天就提前完工了。對提高生産起著關鍵作用，在廠長負責制的職責範圍內我完全有權這麽做。沒想到這麽一件小事，竟掀起軒然大波。 華東工業部把我叫了去，很不禮貌地指責我違犯了財政紀律，我跟他說明擴建翻砂車間，不到兩個月，即能收回全部基建資金，並且改善了翻砂車間的灰土飛揚，使工人在工地上可以自由呼吸，工人的健康是不能用金錢來計算的。 財務處長似乎被我說服了。沒過幾天，工業部長馬天水又通知刁書記和我兩人去見他，談的還是違犯財政紀律的小事一樁，只是他講話比較和氣，強調「擴充廠房不是不可以，但是按規定要事先向工業部申報；基建資金的使用按規定專款專用，財務處審查下來，你把這兩條規定全犯了。我找你來就是商量怎麽善後」？ 我有點負氣地回話：「怎麽善後？我願接受批評」。 馬天水板起面孔說：「財務處要我們嚴肅處理」。 我說：「財務制度也不是死的，一切服從提高生産，應該根據實際困難通融辦理嘛。你領隊帶我們到哈爾濱學習了蘇聯的什麽索夫工作法，上柴廠的均衡生産，鑄造車間一直是瓶頸，正是學習了哈爾濱機車廠的什麽索夫工作法，立見功效，明明是功勞，財務處卻認爲是違章，你做部長的應該公正的評評理」。 刁書記在一旁說：「王同志怎麽這樣說話呢？毛主席教導，有事不向上級報告，就是犯了自由主義。擴建翻砂車間，你連廠黨委都沒有打招呼，我看犯了自由主義之外，還犯了獨斷獨行的毛病」。 刁書記本該跟我站在一起的，想不到此人又在一旁火上加油。我處在完全孤立無援狀態。 我只得承認理屈詞窮，想辦法給自己找臺階：「我寫一份檢討書吧，給我一個將功補過的機會，徵得財務處長的同意，允許把擴建翻砂車間的兩萬元經費，在今年年底補足」。 談話完畢，我跟刁書記乘廠車一同回廠，在路上兩人一句話都沒有，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此加深了廠長和黨委書記之間的裂痕。我心裏想的是，這個廠長不能幹下去了，我沒法跟這樣背信棄義的人共事。 我把我和刁書記一同去工業部見馬天水部長的情況跟吳梅生作了介紹，並說出我不幹這個廠長的意圖，總工程師吳梅生勸我別走這一步，他戀戀不捨地說：「我們相處得很好，你這個領導很愛護工程技術人員，這一條是有目共睹的呀！他還舉出我上任不久就救下了工藝科陳錦華的一條命。 當我一想起來到上柴廠進行一系列改革，和職工關係親如家人，何必爲一件小事和領導賭氣呢！我要吳梅生不要對外聲張，這樣的事最後還得由工業部作決定。所以原來的辭意也就打消了。 大約兩個星期以後，馬天水以華東工業部的名義，發出一個內部通報給所屬工廠，其中有上柴廠廠長王若望寫的檢討，馬天水在後面批示曰：「上柴廠不經工業部同意，擅自動用基建資金，這是違反了財經紀律，現將該廠的檢討書通報各廠，引起大家注意」。 這個通報加強了我跳槽的決心，我只能遺憾地對吳梅生宣告：再見了！我的上柴，我的總工程師！ 我寫了一封信給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夏衍，向他提出我願意轉到文藝部門，其中還提到我在山東根據地出版過小說集，幾天以後，華東局宣傳部同意調我至文藝處任職。時在一九五四年四月。 跳槽成功，我轉入華東局宣傳部，任文藝處副處長，黃源任處長(三十年代主編《譯文》月刊)；副處長還有一人，即《紅日》的作者吳強。 華東局離我的住宅只有一條馬路，上班下班非常方便，日常工作審閱華東五省的文藝刊物和處理作家隊伍的問題，這兩項工作富有彈性，高興幹發現問題就多一些，放任自流倒樂得清閒。形成這個風氣，多半因爲夏衍部長對文化藝術寧鬆勿緊的態度，幾年以後，夏衍得了個「自由主義」文人習氣的美名，做他的部下倒是開心的。 華東局的首腦饒漱石，副書記譚震林，上下級隔了兩層，我與首長很少接觸。可是我跟饒的夫人陸璀女士有較多的溝通。 陸璀是北大的學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連續兩次的抗日救國運動，陸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她帶頭衝出軍警包圍圈的照片，曾作爲《大衆生活》的封面風行於世，陸璀成了抗日學運中一顆燦爛的明星。饒和陸在巴黎結婚，回國後帶回他們的小女兒，起初姓饒，父親出了問題，改稱母姓，連下一代都不敢使用爸爸的姓。 「三反五反」是大陸陷共以後的頭一起政治運動；一九五三年底發動「高饒事件」則是第二波的政治運動，頭一起是發動群衆鬥倒鬥垮資產階級，第二波則是誅戮黨內的開國元勳。筆者曾以《高崗、饒漱石、劉志丹之死》一文揭示毛澤東謀殺之謎(附錄一：刊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北京之春》和《傳記文學》以及《王若望文集》)。 華東局在1954年底便告撤銷，過了一年快樂神仙的日子，在這個時期裏，吳強完成了《紅日》的戰爭小說，我與吳強同時被分配至上海作家協會，具體工作我任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文藝月報》副主編(巴金任主編)，吳強任作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我接任《文藝月報》不久，就遇到了麻煩，起因是從老根據地南下的幾位作家、詩人，他們結成一團，想獨佔文藝月報的地盤。這時，初露頭角的孫竣青，在上海兩大報發表了憶苦思甜式的作品，一時很走俏。他投給《文藝月報》的作品，我看了不怎麽樣，未能刊出，他便聯絡幾位老解放區的作家，對我展開了攻擊，指責我偏愛上海本地老作家，排斥老區來的年輕作家。明明他們有個宗派，反將宗派主義小團體的帽子套在我的頭上。 我的兩栖身分很容易把這頂帽子扔掉，我說：「我也是老解放區來的吧，爲什麽你們沒把我看作同類？『月報』是公開的園地，好菜好飯我都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