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弃妇怨 王若望自传之二
在哈尔滨只有十来天，我们就回到上海，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第二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卷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热中，各个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后援会，发动捐献飞机。 大概由于我在宣传捐献飞机中表现突出吧，上级指派我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以大军区为单位成立慰问分团(西北、华东、东南、华北、四个分团)。 我任华东分团秘书长，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前线。后来还组成了第二、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梅兰芳、巴金等都到过朝鲜前线。 参加慰问团，特地挑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徐铸成(《文汇报》主编)、武和轩(民革中央委员)、陈仁炳、张孟闻(民盟上海主委)，出发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统一的御寒服装，四个分团有一百四十余人，分头去沈阳会师。 那时，南韩李承晚的部队与美国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势吃紧，志愿军总部命令慰问团先在沈阳待命。这样，我们在沈阳停留至阳历年底。全体慰问团皆住进东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电梯间旁的一间小屋，一个女服务员送进窝窝头和一点儿小菜；当她打开门时，我好奇地看里头究竟是什么人生了病。 我惊奇地发现，小房间里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头发不整，似曾相识，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我就问那位女服务员，她说：“她是神经病，丈夫是东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们这里不管”。 反正我们在沈阳闲着，我倒要弄明白，这个疯女是哪一位高干的弃妇？ 我上门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导员，由于穿著慰问团的统一服装，用不着介绍就取得了他的信赖，他告诉我当代高干依仗权力干出了一出“现代弃妇怨”的悲剧。 这位不幸的弃妇原来是方纪同志(参看本自传第二卷：“抗婚小组”一节中，她与凯丰的强迫婚姻有过详尽的交代)。 方纪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丽在群芳中确实有突出之处，她端庄里透出娟秀和灵气，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进入会场，随便什么人都会向她行注目礼，觉得能多多看她几眼也是一种享受”。(239页) 何凯丰，原名克全，江西人，与王明、秦邦宪都是留苏派干将，何的年龄比方大十多岁，我在延安听过他多次演讲，那时他任中宣部长，他的报告与王明异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齿不清是他做报告的特征，喜欢引用斯大林语录，凯丰的文章散见于《解放周刊》和《新华日报》，江西土话和口齿不清总算避免，但言而无味象个瘪三依然如故。象方纪那样的美人儿与他结合，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导员回答我的提问：“凯丰怎么把方纪关在沈阳呢”？那是八路军乘着苏联红军开进东四省，我们党的大批干部与国民党部队争夺领导权，高岗、林彪、凯丰、罗荣桓等，分别担任东四省的东北局党、政、军领导。凯丰的太太到第二年从关内调来，没有多久，方纪发现凯丰爱上了文工团的演员，年龄比他小二十多岁，可以做凯丰部长的女儿了。党组织对下面的干部搞重婚，生怕影响不好，一定会干预的，唯有对高层干部不敢碰，惹不得，听之任之。真正的带头人是高岗。 方纪闹着要离婚，但党组织不许，理由是刚到新开辟的根据地就闹离婚，怕影响不好，怪就怪在凯丰另外搞女人，怎么不怕影响不好？方纪气不过，慢慢得了个癔症，经医生诊断，其实就是神经病，去年凯丰离开了满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们这里，比扔掉一块抹布还干脆，而且特别关照，要保密，又说是怕传播出去影响不好。不过东北局人事处答应每月支付两百元人民币作为这个疯女的生活费。指导员问起：王同志为啥对方纪这么关怀？ 我说：“在方纪没结婚前我们就认识，她与凯丰的婚事比封建婚姻还要野蛮，完全是运用组织压力强迫配对，没想到来到沈阳碰巧看到了这一出悲剧。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许能测定她的神志还有几分是清醒的”。 得到宾馆指导员的允准，我把方纪领出那间充塞着臭味的黑屋。她认不得我了，我亲切地连叫了两声她的名字，她才回应说：“你是毛陈”(我在宝鸡时的化名，证明她的记忆蛮好。)我邀请她到东北旅社的餐厅吃饭，方纪走出黑屋，大概从玻璃窗里见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着慢着。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并且搓开手指梳理头发(可怜，她连梳子都没有)。我重新审视她，没有爱情的女子容易衰老，当初那么美丽的方纪，现在活象一个祥林嫂，头发不再蓬乱也不能掩盖苍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厅里叫了几个菜，她象饿煞鬼一般狼吞虎咽，似乎好多天没有吃饱，只有从吃相难看上判断，才象是精神异常的样子。 在就餐时我问：“你想回家吗”？ “我提出我要回家，这里不答应”。 “你的老家还有父母姐妹吗”？ “爸爸不在了，妈妈还在，还有一个哥哥在天津市工业局”。 “还记得你老家的地点吗”？我继续测试她的记忆力。 “怎么不记得”？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闪出一丝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说： “你能送我回家吗？我妈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对指导员说：“方纪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津老家，为什么你们不答应？甩掉一个包袱不是很好吗”？ 指导员苦笑着说：“一个神经病患者，放到社会上她要是胡言乱语呢？就是怕影响不好”。我生气地说：“又是那个影响不好！你们宁愿养着一个疯女，只是为了给党的部长遮丑！牺牲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首长的名声。如果你的妹妹是方纪同志，你将心比心，就会觉得你做了凯丰的帮凶角色”！ 指导员脸红脖子粗地为自己辩护道：“上级关照下来，不这么做也不行呀”！我拍拍胸愿意承担责任，希望尽快回老家，对公对私都是上策。 我从朝鲜回国以后，仍旧关注方纪的命运，只是从安东乘火车回到上海，没有在沈阳停留，我写了封信给东北旅社政治指导员，他回信告诉我：最后请方的哥哥来到沈阳，护送方纪回天津老家，你所说方不象有神经病，她的哥哥也是这么说，他气愤地辱骂凯丰耍了诡计，这样，凯丰就可以逍遥自在地乱搞女人了。
跨过鸭绿江 朝鲜战争第二个战役告一段落，慰问团趁着战争空隙过了鸭绿江。我们分别乘俄国的嘎斯汽车驶向崇山峻岭。战区的时间表是白黑颠倒的，志愿军的行动都在夜间，只因美军完全控制了天空，敌方的轰炸机多半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这样，慰问团的活动不得不昼伏夜出，头一课就是学习夜猫子的生活。 我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反正天亮了就得停下来，由志愿军一名副官领着我们步行到一个废弃了的矿洞里。华东分团在行军中稀稀落落，美国飞机在刚刚天亮时就出动了，敌机的轰炸更使得团员们惊慌紧张，有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掉队落后得好远。 愈是紧张，走得愈是慢，钻进矿洞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挂起。想看看志愿军什么装备，什么样子，除了那位志愿军的副官，什么都没见着。 我们蹲在矿洞里，怎么进行慰问呢？直至第三天，有三、四名战斗英雄来到矿洞，看来是他们慰问祖国来的亲人。先由团长欢迎战斗英雄，讲得热情洋溢，接着由战斗英雄报告打胜仗的事迹。矿洞里黑黑的，只点了一支蜡烛。不能做记录，过了没几天，就慢慢淡忘了。 至今还能记起，志愿军的生活很艰苦，吃的伙食是装在干粮袋里的炒面粉，不分一日几餐，饥饿了就抓一把炒面粉吞进嘴巴，供应的小菜是咸菜、盐巴，偶尔分配到祖国运来的食品罐头。吃这种罐头本应是喜事一桩，只是一个班分到一罐，一个人吃到那么一点点，反而把食欲吊起来了，好事倒变成了埋怨。慰问团是受到优待的，我们吃的东北锅盔，它象铁锅那么大，又象铁锅那么硬，牙齿差点就没法啃得动。比起十几个人分到一只罐头，我们就是天之骄子了。 战斗英雄报告战争事迹，似乎只有胜，不会败，慰问团里个别的人士偶尔问起有无打败仗的情况，对方语塞，避不作答，这个提问的团员在英雄离开后，受到难堪的批评，我记得一句重话：“这是有失慰问团的身份，我们是来打气，不是泄气来的”！ 我回国后写了一本《赴朝慰问记》，在《劳动报》连载，劳动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回避了上述的对话，必须遵循“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则，怎么能在公开出版物上给前线将士说泄气话呢？ 象这样的话：“你想不想家呀”？也会勾起思乡之情，在军队里，说话要特别小心，就怕影响士气哇！ 我们窝在矿洞里，尽量想走出矿洞，到前线亲自去体验一下战斗生活。志愿军总部终于满足了这一要求，四、五天以后，由那位副官通知我们：将老弱残病留下来，挑选精壮年轻的团员组成小分队，指定王若望任分队长。副官带领我们走出洞穴，再三叮咛防空要紧，安全第一。我率领七名男女队员，都在二三十岁左右，其中有一位歌唱家，还有一位交大的女同学。四五十岁的团员则留下来，他们前去后方医院慰问，于是兵分两路，他们那边占了四分之三。 小分队步行至某个加强连的驻地，连长是新四军的营长，名叫徐文彬，调至志愿军反而降了一级，他给我的印象：年轻有为，幽默活泼，他欢迎小分队的几句开场白就不同一般： “加强连是个打冲锋部队，祖国亲人来了，这是我们的光荣，也许会使‘加强’变成‘加弱’，大家注意相互帮助，让强弱掺和，一样打冲锋”！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小分队终于参加了一次加强连阻击李承晚部队的战斗。美中不足的是小分队没有武器，连手榴弹都没有，我们的任务只是负责捉拿俘虏。 第二个美中不足：对方不是美国兵，而是南韩的国民军，当我们快速奔往望子山，好容易做到没有掉队的，徐连长先把我们隐蔽在低洼的‘死角’，只让我们旁听密集的机枪声和打炮声。前后不足十分钟，敌兵就后退了。徐连长抽空来照拂我们：“幸而上来的是南韩的李承晚部队，要是美国兵占领这个山头，他们的火力就不得了，这是你们碰上了好运气”(在《赴朝慰问记》中，描述小分队亲自参加瞭望子山战斗，那是作家的移花接木，这儿写的才是真实的。如照实写出，岂不长了美帝之志气？故不能说真话也。)。 这一场战斗结束后，我们的歌唱家引吭高歌，唱了三支拿手的歌曲慰问战士。 夜晚，朝鲜的天空星光灿烂，可以欣赏美国飞机撒下许多“天灯”徐徐降落，(天灯是悬有小降落伞的照明弹)与天际的星星相互辉映，煞是好看。也是我们车队运输最繁忙的时候。 白天，美国飞机沿着迤逦的羊肠小道撒下了无数的三角钉，它是一项破坏汽车轮胎的新发明，三角钉成几何形，共有五个锐利的箭簇般钉子，随便扔在地下即有三个钉子在下，两个钉子朝上，汽车压过三角钉，便会刺破轮胎跑气。 开头几天美军的新发明颇见功效，我方运输司令刘居英想出了对策，发动妇女拿着扫帚扫去三角钉。对付的办法有了，美国方面却继续扔钉子，只是侦察机发现我们的汽车安然无恙，照常行驶，美军才收起他的新发明。慰问团回国，每人都把三角钉作为战利品带回去，成为到过朝鲜战场的纪念品。
罪魁祸首斯大林—— 自1950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朝鲜半岛打了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之战，只打了个平手以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共方面的参战，虽则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当时大肆宣扬“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尽了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等等，凡是歌颂独夫民贼毛泽东的光荣历史，少不了大书特书提到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英明决策。 抗美援朝之战，果真是中国主动参战的吗？中国志愿军不参战，美帝是否拿走了东三省，将成为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的跳板呢？ 历史如堕五里雾中，它把真象掩盖了几乎有半个世纪，好在苏联已经瓦解，那里的秘密档案得以开放，如今我们才知道：挑起南北韩自相残杀的内战，不久又演变成国际间的战争，北韩这一边以毛泽东、金日成、还得加上半个斯大林，南韩一方则有美国和联合国部队。而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却是斯大林。 至于前面讲到‘半个斯大林’，苏联只是出动几架飞机沿着鸭绿江转悠一番，而且还得改扮成志愿军的服装，此外还帮助了上千辆嘎斯车，斯大林死后，换了个赫鲁晓夫，这笔款项仍然归中国政府偿还。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根据莫斯科解密的参谋总部档案材料，将斯大林的面目暴露无遗，这里只能引用档案材料的实录： 当斯大林询问金日成是否已经作好入侵南韩的准备，他听到的回答“还没有”时，斯大林大发雷霆责备了金。 金只得坐到斯大林办公室门外，直至改变了自己的回答。 1950年绘制的一幅机密的地图，地图上显示北韩部队入侵南韩的路线，斯大林还用红色箭头标出应在三日夺取汉城，七日内攻下南韩。 金日成为什么对进兵南韩迟疑不决，他知道仅仅以朝鲜人民军的兵力打进南韩完全没有把握，希望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拉上中国的军队，可操胜券。谁知毛泽东有点犹豫，在莫斯科参谋总部的档案里，记载了一条：“1950年2月，金再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尼古拉.拉莫夫洽谈，金告诉斯大林，他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毛泽东还没有回到两个朝鲜的问题上来。斯大林告诉金：必须在五月作好一切准备，不能再晚了”。在这次会见后，推迟至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才答应出兵，为了掩人耳目，改称人民志愿军(引自1993年8月9日《世界日报》转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译文) 抗美援朝战争持续了三年，最后半年，双方战战停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志愿军最高兵力达一百三十五万人，大陆各大军区的部队采取半年一个周期轮换，让所有的部队亲自接受炮火的洗礼，据说这是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练兵。 志愿军的死伤统计：死亡共十五万两千人，二十三万伤病员。仅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就被敌机炸死相声演员常宝坤和程树堂二人。失踪者两万一千七百人。联合国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共死亡三万三千二百人，受伤十万三千人(注：上述双方死伤统计引自九五年二月出版的《新闻自由导报》)。 这场战争于一九五三年在板门店双方握手言和，双方议定八月五日至六日对等地交换战俘，联合国交出七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人，其中北韩人七万零一百八十三人，中国人五千六百四十人，不愿遣返的志愿军官兵四千七百零四人，占百分之八十三.四的战俘不愿回归祖国。这个数字使中共十分难堪。众所周知，眷恋故土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这么多人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宁愿选择远适台湾，如果不是对中共统治深恶痛绝，他们决不会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个数字也给那些宣扬中国人民主意识淡薄的论点一个有力的反驳：只要给人民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人民肯定会选择民主与自由。在国际监督下双方交换战俘，正是绝无仅有选择的难得的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义无反顾抛弃了家园的人有福了，据曾经在志愿军中做过战俘营医生的沈元津的见证：“不愿返回大陆的军人，到了台湾后这些年，多数已富了起来。近年很多人愿意回去看看老家，带了很多美金，腰缠万贯，回到老家，受到欢迎”。 沈先生也讲到“志愿军战俘回到大陆后，即集中在辽宁昌图县集中学习和审查，当然会用揭发批判、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之后多数回到农村”(引自1993年8月15日《世界日报》“朝鲜战争时的北方战俘营”)。 遣返大陆的战俘倒霉了，本来，这一小部分人坚决回归祖国，按常理应该嘉奖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党的忠诚吧，没有！中共领导反而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批斗和洗脑，这样违反人道，还有一套大道理：上前线的只能“马革裹尸回”，做了战俘就是在敌人面前低头了。 沈元津先生没有交代那些在昌图集中营挨斗的一部分所谓“表现不好者”的去处，在《王若望自传》第二卷418页曾讲到：“抗美援朝停战后，从南韩放回来的两万多志愿军俘虏，回祖国后竟被流放到北大荒种棉花大豆，——--只是从美军俘虏营转入国内的劳动集中营吧了”(原文谈到这一部分遣返回国的战俘，数字偏高，应予纠正)。 中共的党史和历史教科书里，还在把“抗美援朝”之战作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功绩载入史册，其实中国人死伤二十五万一千人的代价，不过是替斯大林、金日成火中取栗，对中国人一无好处。我们就有责任还其本来面目，特别是中共当局至今还在传播“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之类谎言。
红色恐怖惨案实录 我们从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回国，正遇上国内杀声四起的杀中国人的镇反运动的高潮。 我刚踏进自己的家门，妻子李明万分遗憾地告诉我：“你要是早回来十几天，你的表弟的两条命或许有救，你的舅妈从乡下来到上海，专门求你去救救她的两个儿子呀”！ 我不安地问：“怎么啦？两个表弟，怎么能一同完结”？ 李明眼里有泪水，对我说：“舅妈几乎吓疯了，来到这儿，是一个晚上，外边下着雨，她没带伞，浑身湿淋淋的，头发蓬乱就象一个疯女人，一进门就给我叩头，哭泣着，哀告着，她把营救她孩子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对她说，刚不巧他去了朝鲜，我不知道几时能回来。不过你不知道共产党的事情，路归路，桥归桥，若望说话未必管用。她绝望地撕扯湿透了的头发，就在这里，她喊出了叫我揪心的呼天抢地的哭喊：‘这是天不帮忙吧，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遭镇压的表弟名叫恩嘉，只因恩嘉参加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忠义救国军任连长，按照解放军朱总司令公布的入城守则：国民党各级军官，只要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登记，即既往不究，并保证给出路等语，恩嘉信以为真，故主动向县政府交出武器进行登记后，便回家等候安置，并不躲藏。没料到他还是被抓，只经一次公审大会，便在会上与忠义救国军司令张少华等十多名反动军官同时执行枪决。他的弟弟耀嘉，在一个镇上任三青团的协理员，跟他哥哥一样，在解放后第五天就向反动党团登记处进行登记，当他发现哥哥仍然被抓，他吓慌了，才明白到政府去自首登记，并不能救自己，人总有逃生的本能，他赶快离家潜逃，当地政府还是从他躲藏的丈人家捉到了，同样判了死罪，只是没有召开公审大会，哥哥的罪状是参与反共部队攻打新四军，据说有血案；弟弟的罪状是出身反动家庭，国民党反动骨干，畏罪潜逃。哥哥死时二十九岁，弟弟死时二十五岁，弟弟是在哥哥被杀一个星期，被枪杀在同一刑场。他们的父亲前往收尸完毕，从此得了神经病，每天几十遍重复说着一句话： “耀嘉若是不逃，他不一定死哪”！还算好，他发神经病总算没说出反对共产党的话，如果有人告发，他也会判刑坐牢。 这时，全国的报纸都以大小标题登载各地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处死多少反革命的消息，上海市郊县的镇反运动如火如荼，里弄、机关纷纷传言某某人被抓，某某人被杀，一片红色恐怖的紧张情绪充塞着每个角落。 我刚从朝鲜前线归来，上级布置我们要到基层做慰问报告，不知怎的，总是提不起劲儿来。特别留下深刻记忆的一次，去到奉贤县作报告，当地的领导郑重地介绍做报告的会场：下午几点还要在这里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并预先说出有多少人枪毙的数字，王同志吃罢饭，顺便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镇反吧！言下显得颇得意的样子。 我马上想到，我站立演讲的台中央，也许就是宣读执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地方，我感到浑身冰凉，倒吸一口冷气，我拒绝了他的盛情邀请。在我做朝鲜战场的报告，介绍志愿军如何英勇杀敌，头脑里总是挥不去无产阶级的子弹杀死我的两个表弟的可怕景象，我讲得无精打采，前言不答后语，好在台下的听众都是奉命而来，他们对台上所表演的一切是好是赖，只知道用鼓掌或喊口号来表达；在我讲完以后，接连召开公审大会，听众也许是同一群的愚民。 我联想起1937年8~9 月间，我从国民党牢狱回到故乡，表弟恩嘉和堂弟寿昌皆愿意跟随我们一同去延安参加革命，火车票都买好了，进了车站却被一同出狱的难友吕恒和陈君益竭力阻止。在本书第二卷第一部中的“节外生枝”一节中谈到这件终身憾事，当恩嘉懊丧地发出恳求的呼声：“勿要忘了我们呀”！如今那呼声仿佛是赴死的告别！当各人的人生旅途来到十字路口上，他因没有一步到位就走上了人头落地的下场，回想当年我也有一份责任，心头感到特别沉重。我对这个案子的愤慨，觉着连三青团的区级干部都判死刑，实在违反了朱总司令的入城守则，可见全国开展的杀气腾腾的镇反运动，不知滥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直到下一轮的政治运动，我本人也成了打击对象，反右斗争才使我开了窍，开始怀疑给恩嘉定罪的几条罪状，恐怕也是掺假的，由于没有辩护律师，又没经过法律程序，只是轰轰烈烈开一次公审大会便一锤定音，哪能不错杀人呢？朱总司令颁布的入城守则，写得多么宽宏大量，仁义礼智信呀！可惜联系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谓南辕北辙，比一张废纸还不如：前几节中讲到我们刚刚解放上海便强占民族资产阶级的交通银行；“自报公议”逼得资方人士倾家荡产；很多人跳黄浦江或跳楼自杀。 我娘舅一家的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 他家中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复嘉，他两个哥哥一同枪决那年，还只有十七岁，上大学没他的份儿，只好到工厂里打工，后来他被调到安徽铜陵有色机械厂做锻工。第二年有一名青年工人被锻压机压坏了手，而这个青工是跟复嘉在同一台设备上，厂方保卫科干部的阶级警惕性很高，他们不去过细检查这起工伤事故是不是机械故障或是操作工人本人的疏忽，首先确定这是一起政治事故，果然从复嘉的档案袋里找到了证据。那里面明明写着他两个哥哥一同遭中共镇压的材料，这便成了怀有血海深仇阶级报复的铁的证据(注：档案袋制度是中共控制每个人命运的资料袋，本书第二卷中“一张表格定终身”一节，我与徐春来的婚姻被破坏，就坏在档案袋里的一张表格上。)(138~139页)。 于是复嘉莫明其妙地被公安局上了铐子带走了，对他采用刑讯逼供，厂党委和保卫科的一分报告就成了起诉书，法院就判了他无期徒刑，据说还是宽大处理，没判死刑，理由是那个致残的青工只截断了一只手。一宗冤案就是如此构陷的。 复嘉宣判以后，厂党委还把他的案例作为生动的阶级斗争活典型，在工会系统大会小会展开传达和学习。就在教育工人如何仇恨隐藏得很深的破坏分子的运动中，一位老师傅心里犯嘀咕，觉着复嘉是无罪的，但是当时高压空气造成的舆论一律，根本容不得第二个不同的声音。直至复嘉坐牢三年以后，这位老工人由于良知的冲动和提醒，他决定挺身而出，先说服只剩下一只手的青工，二人一同向法院为复嘉鸣冤叫屈：他就是发生工伤事故站在机器旁的证人，他证明机器出事故的时候，复嘉并不在现场，受伤的青工也愿意证明这一点。法院派人下厂开了调查会，证实那起事故与复嘉无关，乃宣布无罪释放，不过三年冤枉官司已经吃完了，他不会要求法院给他一点儿赔偿——中国法律上偏偏没有这一条，反而感激法官英明仁慈哩。 表弟复嘉的绝处逢生，他不过是千万件冤案中绝无仅有的幸运儿。要是没有狭义心肠的一位师傅挺身而出，复嘉注定会老死狱中。 这样，我们就更深一层了解镇反的打击面多么广大，死者长逝矣，但活下来的家属皆受到各种不堪忍受的株连，他们中的男女老少被称为“反属”、即反革命家属的简称，就象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属于黑籍户口，例如：与耀嘉结婚的女子，生了一个孩子，不满一岁，就成了寡妇，她还年轻，她的父母亲戚为她操心，介绍了几个岁数大的光棍汉，他们听说女方是反属，一律摇头，她连改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至今还是个寡妇。 镇压反革命第一波，令我刻骨铭心的大冤案，还有株连很广的“工福会”案，它原是解放前的赤色工会，这个名称太吓人，后接受刘少奇的批评：“工会必须关怀职工的切身福利”，乃改名为“工人福利会”，简称工福会，这么一改，果然见效，本《自传》第一节“侵入交通银行”中就提及朱俊欣、汤桂芬等工人领袖，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大罢工，称得上功勋彪炳了。 历史似乎倒转了，中共刚夺取了政权，不出三年，工人领袖一变而为反革命，“工福会”被定性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时，“工福会”领导人刘长胜、刘宁一都不敢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解放后荣任上海总工会副主席的朱俊欣，往后转任“失救会”的主任，解放前他在工人心目中几乎是革命党的符号，他的出身成份又是无产阶级，却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胜利之日，一下子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朱俊欣一家和我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不仅是我的先后两个单位的顶头上司，并且同住一幢公寓，做了五年的邻居。 有一天朱下班没有回家，第二天没回来又没打电话，他太太情知有变，原来公安人员抓人并没通知家属。我通过有关人士，打听到老朱并未关进监狱，而是软禁在新康大楼。朱大嫂带着两个孩子哭着向我求情，那种慌乱、悲苦、急迫、无奈的心境，仿佛她哀求救命菩萨似的。我怎么回应呢？这时我才理解刘长胜、刘宁一当初为什么不能为朱俊欣说句话，一来陷于疯狂的党领导，听不进任何忠告；二来怕连累自己呀！ 二十多天后，司法人员派人员通知家属，要她到停尸间料理丈夫的后事。朱大嫂没有去成，一听说朱俊欣从七楼跳下，她立刻昏厥了过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俊欣之死还没过“五七”，房管所派人要收回原居住的公寓房子。市政府官员好狠心呀，人死了，还逼着孤儿寡妇扫地出门，还有理由威胁家属，说什么：“上头有指示，自杀的行为就是用死来反党，不能再住进这样的公寓”。过一些日子，朱的女儿领我去她的新居，原来是有门无窗的汽车间。 我的悲愤，我的无奈，我从未哭过，在如此境遇里忍不住呜咽了。
设计救人“罪”一条 镇压反革命的浪潮正席卷全国，我所在的柴油机厂也不例外。这一天我批阅杨浦区公安局信封的特急件，公函内附着一个人的半身照片，我认识此人是本厂工艺科技术员，名唤陈锦华，三十岁上下。 其中说明批捕的的两条罪证，说陈在国民党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供职，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期间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在报上写过反共文章，根据中央公安部第几条，象这样的人应当作为社会主义的危险敌人依法处理。 按照行文的语气，此人的罪行多半是死罪。外面集团式的惩治反革命，公审大会的紧张场面，共产党杀人杀得近乎疯狂！我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头不久就要落地，我不是怜惜人才，而是怜惜生命，趋使我不能容许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变成一具死尸！如果我手中没有这个权力，只能徒呼奈何，既然公安局批捕的公文需要厂长签名，就不能贸然盖上我的“橡皮图章”。 我必须征得党委书记的同意，从人性的角度去打动他，我还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急需人才，象陈某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厂是不多的，忽然把他抓起来，难免引起科室人员、知识分子干部的震动和不安——-- 刁书记不以为然地直摇头，他把公安部第几条念给我听，教训我道：“我们不能对阶级敌人手软，基层党委的责任只能帮助公安局发现敌人，而不是扯后腿或扯皮呀”！ 回想起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那场争论，最后的结局是厂长与党委书记平分秋色。不过由于党委权力更高的传统根深蒂固，理性和人道主义往往斗不过“党性”。 看来我难以说服刁书记，不得不退一步改用缓兵之计，我说：“我们要对陈锦华和他的家属负责，先把陈的历史弄清楚，更重要的一点，他进了吴淞厂以后的表现如何？这样来帮助公安局正确区别谁是真正的敌人”。 我说服保卫科长如何征集陈锦华的材料，必须站在爱护人才的角度，不要夸大，不要发挥想象力估计此人将来会怎么样，而是有一说一，不做结论，结论由上级公安局去做。 宋元田科长为难地说：“查询他的历史问题，只有与他本人谈话，公安局捕人的公文却不许泄漏给被告，这是一条纪律呀”！ 我说：“正是这条纪律，我们办案绕过被告本人，不得不以猜想和道听途说冤枉许多人。你说是不是？这一回你并不把公文的内容给他说明，只是技巧地用关心的语气核查几个问题，比如说，你不妨问他当初如何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的”？ 宋元田照办了，他向我讲：陈是无顾忌地讲他年轻时候确实写过一篇反动文章，刊在学生会办的刊物上，那上面两处骂共产党是共匪，那文章也骂国民党腐败，指国民党也会被共匪打倒。陈说：“我在进行反动党团登记的时候，保存了好几年的那本学生会刊物已经交上去了”。 我愤愤不平地说：“你看，怎么能把这号人当作反革命呢？要是我等因奉此盖上图章，岂不葬送了一个技术人员的一生”？ 宋科长大梦初醒地说：“是呀，就凭他自动交出那份反动刊物，这就是对我党表忠心嘛！区局抓住这一点就作为反动的罪证，那是完全不讲政策了”。 “你就起草一份报告给区公安局言明真实情况，我们凭这份事实材料说服刁书记，也说服区局自动收回成命”。宋科长知道我平时好动动笔头，要我来写这份报告，我说：“还不如以保卫科名义写，你们写好了给我看过，再交党委”。 保卫科的报告交上来，我藉此机会又教训他一番： “你要知道，在当年的国统区里，把共产党骂成共‘匪’是流行的口头语，就象我们骂蒋介石叫‘蒋该死’一样，不这么说反而有亲共嫌疑，区分局连这个情况都分不清，恐怕不知会冤枉多少好人呢，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社会上镇压一个人，就会连累一家人，而且造成共产党杀人不眨眼的坏印象，它的后果是负数，而救人一命呢，那就是积德，是行善，这样的保卫科长才是好科长”。这篇议论其实是为我的两个表弟的惨死而发泄心头之怨。 刁书记看了保卫科的报告，他的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加盖上厂党委的图章，送交杨浦区公安分局，果然扭转局势，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而陈锦华始终蒙在鼓里，压根儿不知道刀子曾经驾在他的脖子上。 我为他的重生感到庆幸。 没料想公安局对陈锦华依然穷追不舍，直至他的保护伞王厂长离开上柴厂，1957年我也被划为右派，区公安局又翻出四年前的老账，还是将陈逮捕，这时杀人如麻的镇反高潮已过，杀头之罪总算免了，判刑六年，押送安徽白茅岭农场。联想到从香港回国的五金行老板，他在三反五反中弄得倾家荡产，镇反运动开始，他也解到白茅岭，他和陈锦华遭到同样的命运，四十年后，我从他女儿口中才知道她的父亲同样冤死在劳改农场。
跳槽“华东局”—— 上海柴油机厂的产量总是上不去，百日竞赛的时期，吴梅生总工程师早就提出铸工车间是生产中的瓶颈，他没跟我去哈尔滨学习“什么索夫工作法”，其实合理工作法的要领就是保证供应充足的零部件。 于是，我就动用基建资金，扩建翻砂车间的场地，二十天就提前完工了。对提高生产起着关键作用，在厂长负责制的职责范围内我完全有权这么做。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竟掀起轩然大波。 华东工业部把我叫了去，很不礼貌地指责我违犯了财政纪律，我跟他说明扩建翻砂车间，不到两个月，即能收回全部基建资金，并且改善了翻砂车间的灰土飞扬，使工人在工地上可以自由呼吸，工人的健康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 财务处长似乎被我说服了。没过几天，工业部长马天水又通知刁书记和我两人去见他，谈的还是违犯财政纪律的小事一桩，只是他讲话比较和气，强调“扩充厂房不是不可以，但是按规定要事先向工业部申报；基建资金的使用按规定专款专用，财务处审查下来，你把这两条规定全犯了。我找你来就是商量怎么善后”？ 我有点负气地回话：“怎么善后？我愿接受批评”。 马天水板起面孔说：“财务处要我们严肃处理”。 我说：“财务制度也不是死的，一切服从提高生产，应该根据实际困难通融办理嘛。你领队带我们到哈尔滨学习了苏联的什么索夫工作法，上柴厂的均衡生产，铸造车间一直是瓶颈，正是学习了哈尔滨机车厂的什么索夫工作法，立见功效，明明是功劳，财务处却认为是违章，你做部长的应该公正的评评理”。 刁书记在一旁说：“王同志怎么这样说话呢？毛主席教导，有事不向上级报告，就是犯了自由主义。扩建翻砂车间，你连厂党委都没有打招呼，我看犯了自由主义之外，还犯了独断独行的毛病”。 刁书记本该跟我站在一起的，想不到此人又在一旁火上加油。我处在完全孤立无援状态。 我只得承认理屈词穷，想办法给自己找台阶：“我写一份检讨书吧，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征得财务处长的同意，允许把扩建翻砂车间的两万元经费，在今年年底补足”。 谈话完毕，我跟刁书记乘厂车一同回厂，在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有，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加深了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的裂痕。我心里想的是，这个厂长不能干下去了，我没法跟这样背信弃义的人共事。 我把我和刁书记一同去工业部见马天水部长的情况跟吴梅生作了介绍，并说出我不干这个厂长的意图，总工程师吴梅生劝我别走这一步，他恋恋不舍地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你这个领导很爱护工程技术人员，这一条是有目共睹的呀！他还举出我上任不久就救下了工艺科陈锦华的一条命。 当我一想起来到上柴厂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职工关系亲如家人，何必为一件小事和领导赌气呢！我要吴梅生不要对外声张，这样的事最后还得由工业部作决定。所以原来的辞意也就打消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马天水以华东工业部的名义，发出一个内部通报给所属工厂，其中有上柴厂厂长王若望写的检讨，马天水在后面批示曰：“上柴厂不经工业部同意，擅自动用基建资金，这是违反了财经纪律，现将该厂的检讨书通报各厂，引起大家注意”。 这个通报加强了我跳槽的决心，我只能遗憾地对吴梅生宣告：再见了！我的上柴，我的总工程师！ 我写了一封信给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夏衍，向他提出我愿意转到文艺部门，其中还提到我在山东根据地出版过小说集，几天以后，华东局宣传部同意调我至文艺处任职。时在一九五四年四月。 跳槽成功，我转入华东局宣传部，任文艺处副处长，黄源任处长(三十年代主编《译文》月刊)；副处长还有一人，即《红日》的作者吴强。 华东局离我的住宅只有一条马路，上班下班非常方便，日常工作审阅华东五省的文艺刊物和处理作家队伍的问题，这两项工作富有弹性，高兴干发现问题就多一些，放任自流倒乐得清闲。形成这个风气，多半因为夏衍部长对文化艺术宁松勿紧的态度，几年以后，夏衍得了个“自由主义”文人习气的美名，做他的部下倒是开心的。 华东局的首脑饶漱石，副书记谭震林，上下级隔了两层，我与首长很少接触。可是我跟饶的夫人陆璀女士有较多的沟通。 陆璀是北大的学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连续两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她带头冲出军警包围圈的照片，曾作为《大众生活》的封面风行于世，陆璀成了抗日学运中一颗灿烂的明星。饶和陆在巴黎结婚，回国后带回他们的小女儿，起初姓饶，父亲出了问题，改称母姓，连下一代都不敢使用爸爸的姓。 “三反五反”是大陆陷共以后的头一起政治运动；一九五三年底发动“高饶事件”则是第二波的政治运动，头一起是发动群众斗倒斗垮资产阶级，第二波则是诛戮党内的开国元勋。笔者曾以《高岗、饶漱石、刘志丹之死》一文揭示毛泽东谋杀之谜(附录一：刊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和《传记文学》以及《王若望文集》)。 华东局在1954年底便告撤销，过了一年快乐神仙的日子，在这个时期里，吴强完成了《红日》的战争小说，我与吴强同时被分配至上海作家协会，具体工作我任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副主编(巴金任主编)，吴强任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我接任《文艺月报》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起因是从老根据地南下的几位作家、诗人，他们结成一团，想独占文艺月报的地盘。这时，初露头角的孙竣青，在上海两大报发表了忆苦思甜式的作品，一时很走俏。他投给《文艺月报》的作品，我看了不怎么样，未能刊出，他便联络几位老解放区的作家，对我展开了攻击，指责我偏爱上海本地老作家，排斥老区来的年轻作家。明明他们有个宗派，反将宗派主义小团体的帽子套在我的头上。 我的两栖身分很容易把这顶帽子扔掉，我说：“我也是老解放区来的吧，为什么你们没把我看作同类？‘月报’是公开的园地，好菜好饭我都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