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外遇》诗报简论

潘友强



前 言：作为90年代中国大陆民间先锋诗潮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本人目击了众多现代汉诗写作者执著的精神风貌及其崇高且略带几分悲壮意味的人格气象。本文拟从文本批评的角度，对90年代新涌现的并且始终固守在前卫诗歌阵地的民间先锋诗人进行系列的剖析、阐释和粗浅的思索。
作为一种诗评尝试，本人拟运用下列术语和范畴作为文本批评体系和基石：（1）诗人本体的生命状态，思维意向，精神指归，人格模式，生命形式；（2）叙述的语言状态，语言策略，语言漩涡（语流），语言暴力，语境，语调，口语化；（3）文本的原创性，诗性命名，言说方式（发语方式），辞意落差；（4）诗歌基调与色彩；（5）诗境；（6）诗人与读者的现代阅读关系。
诗评的道路越走越窄，尝试这种诗歌文本批评方法的感觉，也是相当的危险而微妙，纯粹是建立在自信甚或近乎自负的基础上进行的文本批评。虽然这种自负是建立在长期的诗歌写作和阅读经验的基础上的直觉和感悟——凭借的是直觉思维，但是，在阅读体验过程中，所呈现的印象和感觉，犹如空中之音，水中之象，仿佛落叶飘入秋天，惊雷掠过水面，刀锋划过玫瑰和火焰。
故自称这种诗评模式为“直觉体验批评”或“印象式批评”。


第一篇

戈鱼：灵智而机敏的诗歌写作者

潘友强



摘要：我在《外遇》诗报上又能够再次拜读到戈鱼的新作，感到十分的幸运和欣慰。在阅读体验过程中，我粗略地感觉到在众多的现代汉诗写作者中，近期的戈鱼灵智与高明之处表现在他于某些诗歌写作中故意设置或安排了一个语言的圈套，引诱读者深入其中，而他自己却悄然预先逃离，让读者继续深陷或留在语言的圈套之中，从而显示出他的机敏。
关键词：灵智而机敏；语言的圈套；白色的基调；语言漩涡


一次庞大的猎杀，惊魂未定的豹在雨水之中仓惶地奔跑和逃亡。唇边的残喘终于熄灭了它最后的疯狂，雨水冲走了它随身携带的花斑和昔日的荣耀，绝望的豹不得不从森林中出走……
正是在这样一个惊恐、紧迫、苍凉且又带有几分沉寂和悲哀的背景里，我的手指触摸到了戈鱼。这是“一幅年代久远的画”在诗人“宁静的注视之中”呈现的景象。当时，我确实无法推测和深究“豹”这一语词在戈鱼个人生命中的意味和份量。早在1993年，他就已是《魔岩》（原《太姥诗报》）的同仁，在当时诗报举办的现代诗展中，戈鱼的组诗《死亡或再生》就以其虔诚、锋利、血性的品质显示了他作为一位民间先锋诗人的实力和潜能。后来，他又将这首《避雨的豹》连同《飘动》、《圣者的逃亡》等诗作寄给我入编《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一书[1]。
阔别几年之后，我在《外遇》诗报上又能够再次拜读到戈鱼的新作，感到十分的幸运和欣慰。
在阅读体验过程中，我粗略地感觉到在众多的现代汉诗写作者中，近期的戈鱼灵智与高明之处表现在他于某些诗歌写作中故意设置或安排了一个语言的圈套，引诱读者深入其中，而他自己却悄然预先逃离，让读者继续深陷或留在语言的圈套之中，从而显示出他的机敏。倘若从诗人与读者的现代阅读关系上看，所有这一切阅读现象的产生和结果／效果，都是在读者心甘情愿的合作或自愿接受的基础上发生和进行的。读者之所以会蒙受如此巨大的引诱和迷惑，纯粹是因为我们过于信任戈鱼那种简洁／透明、通俗／易懂的语言或言说方式的缘故。最大或最后的醒悟是我们发现了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这种阅读体验和印象，在打量或端详《罗池的刀》、《大街上的风》与《三楼的白色》时感受得尤为深刻和真切[2]。
关于《罗池的刀》，戈鱼先是一本正经的叙说刀的存在，尔后引向一个虚无或非实在的处所。“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只苹果／在苹果的旁边／放着一把刀”（《罗池的刀》）。在如此平静、舒缓、轻松的叙述语言状态中，戈鱼若有其事地吁请物的“在场”。其实，桌子、苹果和刀子都是虚拟的存在——语词而已，然而，戈鱼或“它”却一定“要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同上）。接着，戈鱼又渐次把读者引入他所设置的圈套之中。步骤是：刀子、苹果等物作为“真实的存在”延伸到“虚拟的存在”直至“空无的存在”。“然而切开苹果的刀子／那又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同上）。戈鱼正是在这种从容、平静、镇定、自若的叙述语气和氛围中把读者诱入一个语言的圈套，自己却预先悄然逃离而把读者继续留在圈套里，让你去猜想刀子到底“又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其实，在戈鱼的诗作中，既然“苹果依然是苹果／刀仍然是刀”（同上），那么语词就依然是语词，不能成为现实中的刀子了，即在戈鱼的诗作中根本就没有刀子，哪里能找得到切开苹果的刀子呢？或者说，在戈鱼的诗作中只有语词，没有真实的刀，怎么能在诗里寻找切开苹果的刀呢？从这一点上看，在我的感觉和印象中，戈鱼不愧为一位机敏的诗人。然而，倘若由真实、虚拟直至引向空无这一思维模式或诗歌结构是戈鱼有意的设置或安排，那么，我似乎又觉得戈鱼的禅学修养简直是有点到家了。禅宗故事中有这样一组图画：可见的全牛——虚拟的半牛——空无不见牛。此中真谛或佛理和禅意如何理解与阐释，最好的解释是推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这一点上看，我又似乎觉得戈鱼是一位灵智的诗人。沈奇在《小析“语境透明”》中曾说：“以‘高僧谈家常事说家常话’的手法，追求文本内语境透明而文本外意味悠长，有弥散性的张力”。倘若歪曲原义转用过来，加上“功夫在诗外”也曲意转借，那么，《罗池的刀》倒是可以当作戈鱼诗学观念的宣言诗了。
在《大街上的风》的阅读体验过程中，我似乎总感觉到整体诗作的色彩笼罩着一层白色的基调。白色的基调似乎构成了戈鱼近期诗歌写作的另一特色。戈鱼在《大街上的风》中制造了一个白色的世界，白色的诗歌、白色的语言。“白色的街道／出现在众多白色之中／白色的楼房／白色的人群／白色的汽车和咳嗽／白色的阳光使天空更白／甚至地上的阴影／也是白色的”（《大街上的风》）。白色语词的堆积所产生的语言漩涡或语流，足够让读者产生一种视觉上的幻象。戈鱼诉诸读者的视觉感受和效果是白茫茫的一片，甚至连整首诗歌和语言都似乎是白色的。
如果说在诗作《大街上的风》中白色的基调表现得有点儿遮天蔽日的话，那么，在诗作《三楼的白色》中就似乎显得有点儿聚散不定或者飘忽不定甚至捉摸不定了。或许真的是因为“白色的三楼／被消解”了的缘故（《三楼的白色》）。
在诗作《大街上的风》的阅读体验过程中，我感觉戈鱼是将白色的世界强迫逼入读者的视野。如果说在《罗池的刀》中我是自愿上当受骗而误入圈套的话，那么，在《大街上的风》中我则感觉有点儿是遭受到戈鱼白色语言暴力的非法劫持和胁迫。当戈鱼在诗尾说：“少女不是白色的”。如此语言圈套的故伎重演，我感觉到已经是有点儿“黔驴技穷”了。在阅读体验过程中，我也已学会了如何从戈鱼的语言圈套中逃离的技艺和本领。
如果用宁静、空灵、聪慧等词汇来把握和界定戈鱼的另一首诗作《一匹马进入石头的速度》，我感到并不为过。“倾听着马／倾听着影子和影子的声音//比静更静的声音／现在进入石头的内部／进入一匹马的呼吸／和移动／刚好是石头经过山岗的速度”（《一匹马进入石头的速度》）。如此自觉的语言状态只有受过佛海与禅潭浸染或顿悟之后才会呈现的诗歌文本。倘若从“修辞形态学”的角度来剖析这首诗歌的语流，我似乎感觉到虽然戈鱼在此诗中运用的是“同义的双重形式”和首字或句末“重复式的堆积”——这类堆积本身可以产生一种卷走一切的语言漩涡，但是，戈鱼诗歌的语流并不是以一种狂涛巨浪的方式出现，倒是象一股涓涓的细流，在不动声色或从容的言说中，如同时间在默默无闻的流淌中，同样也可以卷走一切。

第二篇

安石榴：日常诗歌写作的发言人与实践者

潘友强

摘要：时下的安石榴正是在努力尝试和探索他最先提出的这种“日常诗歌”的写作模式和理想。他的诗歌并没有离开对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及其本质意义的追问与发言。
关键词：日常诗歌；写作原则与指导思想；诗歌语言状态

在我的自我感觉中，我一直认为自己对于那些比我年少的先锋诗人及其作品的关注不亚于一位兄长对于小弟的关心和庇护。我很自信我与他们之间早已建立了兄弟般的友爱和深情。如今，我很欣慰地看到他们一个又一个不断地走向成熟和个性，安石榴便是其中的一位。
早在好几年前，我就获悉安石榴已经离开了广西和家园，进入深圳过上打工的生涯和寻诗的梦。想当初，他连一个固定的通讯地址都必须通过一个打工的亲戚转交。当时，我将自办的诗报寄给他时，一直担心会因为发生失邮现象而丧失了与他的联络。此后，我与安石榴虽然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诗歌与书信的交往和联系，但是，我预感却又不敢肯定这位出色而敏感的诗人进入深圳都市之后会给他自己和诗坛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和小小的惊动。
我曾经这样想过，深圳是个经济特区，后现代主义诗歌精神模式与倾向的支票或许可以在深圳这一特殊的城市与地域提前贴现或预支，因为后现代主义诗歌精神向度与文本模式的演示和操作在深圳总会比其他城市更缺少一些伪装和造作。以前，安石榴曾经寄过一些颇具后现代主义诗歌精神模式与倾向的作品，那些呈现现代都市心态，向往大自然的诗作，我虽表示喜欢却又总觉得这类诗作似乎有点儿是从学术与理论出发引申或虚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精神向度与文本模式。我当时很自信自己也可以演示出几首，纵使我是生活在缺乏任何现代都市文化风味和情调的海边重镇或偏僻黄金海岸。
然而，这一次安石榴在《外遇》诗报上提供的文本却让我有点儿束手无策了。在深圳几年的都市生活和经历让安石榴对于和他息息相关的深圳都市现实生存状态有了切肤之感。提前进入后现代的深圳生活可以提醒安石榴，但我却一直无法被安石榴的诗歌文本所提醒，就是说，我根本无法虚拟或演示出诸如《提醒》、《炎热》、《二十六区》等这类诗歌的文本[3]。那只能是生存在深圳的安石榴对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进行切肤体验之后的都市心态的反映和文本呈现。如《二十六区》正是一种平淡而单调或许还够得上乏味，但却又很真实而无奈的生存状态和心态的反映与呈现。也许深圳都市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安石榴只不过是呈现了当下生存状态的原样，对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进行发言或言说而已。
时下的安石榴正是在努力尝试和探索他最先提出的这种“日常诗歌”的写作模式和理想。
在异乡，安石榴并没有背井离乡的哀愁和感慨，而是“既来之则安之”，诗意地栖居在他的“边缘客栈”。他时常勉励并且告诫自己应当“象主人一样活着”“要做城市的推土机／把多余的房子和泛滥的赞美／统统推翻。种上我随身携带的诗歌”（《边缘客栈》）。纵使有什么不轨的行为也都是与艺术有关的，“我能有什么不轨的行为／与艺术无关”（《文化艺术馆》）。初到深圳的安石榴曾经写信告诉我深圳简直就是一个文化荒漠。然而，当他“实实在在地置身其中之后，却发现深圳其实就是一片文化的空地。有一样的土壤，更适宜各种种植与生长”（《背景中的“外遇”》）。安石榴正是在摆脱了种种人为约定的规范和模式的土壤上自由地种植他的“日常诗歌”。
然而，他也并不是就此听任诗歌写作的自由泛滥，而是在空前自由的写作环境和氛围中自觉寻求自我制约，自我约束。
他的诗歌并没有离开对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及其本质意义的追问与发言。他的“日常诗歌”写作规则与指导思想是“从日常中发现诗歌”并且“将诗歌归还日常”（《日常诗歌》）[4]。他尽量用内在纯朴的心灵去捕捉日常生活之中无处不在且又不断飘逝和逃遁的诗性事物之影子和亮点，把它点燃成诗歌的火把与光芒之后，又将它归还生活，让它去照亮生活，阐述生活。
他所追求的诗歌语言状态是简洁、平易与明净。他希望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诗性与神秘通过简洁、平易、明净的语言说出并“获得赋予和传递”（《日常诗歌》）。这在他近期提供的诗歌文本诸如《一辆捐血车开过》、《炎热》、《提醒》、《二十六区》以及组诗《日常概括》等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而《一辆捐血车开过》则是一首非常难得和成功的文本，隐藏着许多很值得阐释和发挥的诗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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