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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帕斯摩登等五篇 潘友强 第一篇 什么是诗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的心态特征与诗路行程 摘要：对于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中不断地思寻和探问。因为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的心态/心理；因为谦卑的心态/心理，所以怀疑自己的每一次诗写是否都是对诗神的亵渎，以致于不得不否定自己；因为怀疑和否定，又不得不在困惑与迷茫中进行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关键词：谦卑的心态；虔诚的敬仰；反叛或嘲弄现存的诗歌语言秩序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仍然处于深深的困惑之中。这可能也是笼罩在所有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心空中的一团迷雾。 在诗歌探索与实践中，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极为严肃而困惑的问题——真正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或许，所有严肃而谦卑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都在内心的深处呼唤和祈祷：“上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赐给我智慧，教教我吧！” 伊沙曾经在网上发帖说：“有人教我写诗吗？”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马永波极为真诚而谦逊地说：“我还是一个初学写诗者。”哑石也说：“我90年开始写诗，写了十几年了，至今也真的还不知道诗为何物。只是每一次诗写都是在纠正我的灵魂，纠正我灵魂深处肮脏而污秽的部分，同时，也让我的灵魂向更纯净的境界又迈进了一步。”这种说法得到了在场的陈仲义先生的首肯和赞同，并强调/追认为诗的“纠正说”。它比诗的“拯救灵魂说”更为恰当、贴切和准确。 其实，马永波和哑石，他俩作为中间代诗人，已经在诗歌写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马永波——这个来自哈尔滨市的帅哥——绅士型诗人，外国小说、诗歌翻译了不少。个人诗写不断变换着诗歌创作模式。在诗歌中成功地引入后现代新小说的写作手法。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并不满足于诗歌文本成为新小说理论的阐释品。近期计划放弃新小说理论的借鉴与诱导，试图独立进行个人诗学本体论建设的探索与尝试。哑石——这个偏居西南一隅的隐士型诗人，在文本与人本的双重选择中，他的个人诗写更倾向于文本操作的探索与实践。这或许跟他的数学专业训练与思维有关（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然而，在他内心的深处却渴望并且充满着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 吕叶和孙磊，这两位70后诗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中变换着各自的诗歌写作模式。 吕叶——这个来自湖南的策士型诗人，有着敏锐的策略家的眼光，一直以无私的奉献精神默默地从事着诗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编选了大量极为珍贵的诗歌文本和理论资料（《锋刃》等）。目前，他的个人诗写已经走出前两次创作（《生命系列》、《城市寓言》）对生命与生存状态的探寻和追问，开始了第三轮个人诗歌写作模式和个人诗学体系的创业。孙磊——这个来自山东的披头士——爵士型诗人，内内外外都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和涵养。如果不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你或许会对他那种几近放浪形骸的外表产生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只能在你的脑际一闪而过，因为你很快就会被他那种极富有教养的言谈举止所慑服。他是一个有着善良的心地、充满睿智和独创性的诗人。他的个人诗写是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 这四位诗坛在野人士，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戏称之为“诗林四士”（另见《诗林四士：一个奇妙的组合》内篇、外篇）[1]。他们四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谦卑和真诚。 这种谦卑的心态来自于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诗歌的殿堂是如此的神圣，以致于我们每一次诗写都似乎是对诗神的亵渎。多少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不得不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诗写手法和诗歌模式来接近真正的诗歌。诗人的每一次诗写都是对前一次诗写的自我否定，以致于许多新时代/中间代诗人不得不很少写作，甚至放弃写作。多少次，他们对诗神敬而远之，但又并没有远离对诗歌真谛的思索和探寻。 对于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中不断地思寻和探问。因为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的心态/心理；因为谦卑的心态/心理，所以怀疑自己的每一次诗写是否都是对诗神的亵渎，以致于不得不否定自己；因为怀疑和否定，又不得不在困惑与迷茫中进行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总之，因为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因为谦卑而怀疑和否定自己已有的每一次的诗写。在他们看来，如果写出来的诗句沾污了诗神的殿堂，倒不如金盆洗手，放弃诗歌的写作。然而，又不甘心，还是不得不重新拿起笔来继续诗写。知道不可能抵达真诗的境界，但也要继续努力探索和尝试，以便无限地趋近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歌探索和尝试中，除了自我否定之外，还对现存的诗歌产生怀疑和否定。 现存的诗歌就是真正不朽的诗歌吗？我们写出来的分行文字就是真诗吗？严肃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回答是怀疑和否定的。 这不仅从下一次的诗写对前一次诗写的自我否定中得到确证，最有趣的是余怒等人进行的有意的破坏语法秩序的诗歌尝试，以及潘友强等人进行的无意义诗歌写作实验。 无意义写作的非诗/反诗实验是在诗歌文本操作中具有着非常严格的汉语语法秩序和规则，然而，就是在如此严格而规范的汉语语法秩序中嘲弄了语法秩序，即利用后现代无秩序观念，在严密的秩序中嘲弄了秩序——你以为按照现存这种严密的语法秩序书写出来的排列分行文字就是真正的诗歌吗？无意义写作的诗人在文本中说：看哪！这是多么严密的语法秩序啊，可惜就是看不懂。余怒等破坏语法秩序写作的诗人采用无秩序的诗句抗议秩序，而潘友强等无意义写作的诗人则在严密的语法秩序中嘲弄了秩序。异曲同工，成功地反叛/嘲弄了秩序，嘲弄了现存的诗歌，同时，也完成了语言革命——通过反叛/嘲弄现存的诗歌语言秩序，反叛/嘲弄了社会不合理的等级秩序——在如此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中也会滋生腐败现象？ 在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看来，以为现存的诗歌就是真正不朽的诗歌，那也是对诗神的一种亵渎。诗歌的殿堂太过神圣，太过伟大！在诗神的面前，真正的诗人只有谦卑、虔诚和敬仰。没有人敢说他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最终无人敢谈真诗，正如孔子永远不敢问津死亡这一神秘的境域，但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们又不死心地永远处在探索与追寻之中，希望能够无限地抵达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评家安琪、孙磊、格式等等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探索与实践。他们希望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沿着这条诗学道路探索下去，走向极限，可能可以抵达最高的诗美境界，但是，诗人必须/只有死亡——因为，他将窥见天上的福祉，同时，也将泄露神灵的隐秘——由于神灵给予他的将使他永远也消受不了。“诗人在静思的状态中诗意地感受到天恩的赐福，神灵给予他的多得让他无法承受，必须早早离开人世，以免落得坦塔罗斯的命运和下场。因为，‘在上帝的风暴中’，诗人们将‘义不容辞/要巍然而立，并用自己的手/抓住那带着父爱的闪电/然后，将它裹在诗歌中间/作为神圣的礼品转交给民众’，所以，‘诗人，作为神意的传达者，/你须得早早辞别人世’（荷尔德林诗句）。即诗人将萌生一种不得不早日与某种圣洁的灵光合为一体的不朽渴望。”——这并非危言耸听，类似的“死亡体验”与精神的历险，中外诗人与诗评家都做过相当精彩的形而上的智性观照和诗意的体验与思考。（具体参阅潘友强《存在与语言：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暨先锋诗歌研讨会发言稿》）[2]。 潘友强个人诗歌探索与尝试为了避免走入东方神秘主义的虚幻的深渊，在长诗《自流》中，从生命本体论出发，在上帝死后，不愿象组诗《上升或下坠》[3]那样，在文本与人本的浅层统一中走向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也不愿象短诗《亚当之歌：重返伊甸园》那样，为了不皈依神灵而在心中重塑一个心灵的上帝——因为“梦中的神祉只是凭空杜撰的语词”“上帝召唤的声音究竟准备了多少/中心的意象，那是主人骗钱的花招/这也无所谓，站立在荒野上呼喊或者仰望星空/都不是虚妄的行为，但这距离你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还相差一个博士的地位和水平”（《自流》）[4]。于是，诗人在语词的流动中只能成为精神没有归宿的无根的漂游者——而不是指向神性的光辉——因为已经没有神灵可以皈依，造神运动已经结束。19世纪的黄昏，哲人尼采仰望西天的苍穹，凝神静观圆寂的夕阳遁入苍茫，低语：上帝死了！当下诗人的精神生命只能成为语词流动中无根的漂游者——我是谁？来自何处，走向何方？茫然一无所知。“基路伯，尘世的苦海漂泊了我的一生/何时归去，归到何处，难道真的是/午夜中的一颗流星，九泉底下的一坯黄土//不!基路伯……”（《亚当之歌：重返伊甸园》）[5]；而人类生命的诞生，也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次偶然的冲动——“宇宙起源的最初三分钟”，“偶然的冲动生成万物”（长诗《无序的狂欢》）。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精神生命的探索与历险时所呈现出来的世纪末情绪和心态。对于人类生命的如此感悟和关注方式，未免有些太过残酷，但是诗人必须真实地面对。同时，潘友强个人诗歌探索与尝试再跨出一步，就是长诗《植物人或白痴症》[6]的写作。这首诗歌除了单纯的形式反叛/嘲弄之外毫无意义。这是在经历文本与人本的双重困惑之后所走出的极端冒险的一步，指向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纯粹的文本”。 总之，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对于“什么是诗”的理解是：诗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神圣的境域，但诗人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尝试和探索而无限地趋近于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以上是根据作者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年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补充而成） 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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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潘友强诗学论文集10万字】是帝宇在2003年11月24日15:19:33发表 本贴跟从标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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