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它咽下去了。就这样。
    他没死的时候，正好二十五岁。

　　至于我，简单地说，用我妈的一句话可以概述：你真没用。你真没用，小雷有时也这么说我。但他并不常说，比起我周围的人来，尤其是我亲近的人里，他算说的最少的。不过我亲近的人本来就不多。我妈怎么也该算一个。还有李红。李红是小雷介绍我认识的，我认识的有限的几个人几乎都是小雷带来的。我自己可不知道该怎么去认识一个人。比如昨天在大街上，我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笑容一团和气，坐在一家小店门前的板凳上，接二连三地打哈欠。他打了一个又一个哈欠，一个比一个舒服似的，我就很想上前跟他套个近乎，即使不聊哈欠，也可以问问他对人生啊奥运会啊等等大事的看法。可我在小店门口转悠了一圈，结果只买走了一盒口香糖。要是你会怎么办呢？你会上前拍拍他的肩，问：老兄，咱们认识一下？咱们聊聊行么？

　　你会这么做么？我不会。所以一开始，除了我妈、小雷、李红，我暂时不认识什么人了。当然，我原先有正当职业，公司里的人我倒认识不少。其中张同事王同事李同事赵同事的脸和姓名我都对得上号。我的顶头上司李主任还经常在过道里叫住我，塞给我一只苹果吃。虽然我一吃苹果就恶心，但我怎么能拒绝一只表示关心的苹果呢。李主任的笑脸和他的苹果给我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离开公司很久以后，我还常在梦中惦记着他们。

　　可是有一天，老柳来了。老柳就是柳天明。老柳端着满满一杯啤酒，坐在了我面前，对我说：看得出来，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那是他那晚的第十杯啤酒了。他的视力本来就不大好，酒吧里的光线又昏暗，找错了人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不管怎样，他的确冲我走了过来，他想要认识我，想要跟我聊聊，酒吧里可不止我一个人，这一点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家小酒馆位于一条偏僻的小路上，现在是一家熟肉店，卖的酱鸭肝味道着实不错。我本来只想呆在小酒馆里安静地喝掉五杯啤酒，耗干几个小时，等李红睡熟了再回家。李红不想再见到我了，但不幸的是今晚我们不得不睡在一张床上。好在明天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我走了。今天下午，李红这么说了。去哪儿？我问。她犹豫了一下说：南边。我脱口而出：那个箱子总算可以派上用场了。哪个箱子？你忘了上次我给你买的，挺大的那个。电话那头没声了。我说喂，喂——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李红突然大叫大嚷地摔了电话。为了尊重她最后一晚的意愿，不被她看到，我下了班径直去了路上遇见的第一个小酒馆。小酒馆里生意清淡，没什么人，我很少来这种地方，低着头找了个隐秘的位子坐，要了五杯啤酒。我本想叫小雷过来一起喝，后来不知怎么把这个念头忘了。等我慢悠悠地喝光了第三杯啤酒，一抬眼，一个满面愁容的中年男子已坐在了我面前。他的一张马脸又瘦又长，尤其在长发的掩映下。他的眼睛不大，眼角还向下耷拉着，越发孤立了脸中央的鹰勾鼻子。他眼神迷离地举起酒杯，冲着我说：聊聊？说完他喘了两口气，更像一匹颠簸流离的瘦马。我说，聊聊。他眼里一下子就有了光：我就知道，我看得出来，你正是我要找的人。你这么年轻，对一切都充满了热情。我看得出来。

　　李红走了。我说。

　　他仰起头咕噜喝了一大口酒，硕大的喉结跟着蠕动了几下，他惬意地啊了一声，放下酒杯，用手背抹了抹嘴角的啤酒沫：知道，我知道你对你的工作不在乎，昨天你还起了甩手不干的念头，明天你就会甩手不干了。再说你根本不必辞职。你单位的花名册里压根儿没你的名字。他们觉得你缺乏责任感和耐心，你的试用期被无限延长了。

　　你叫什么？我问。我拿起了第四杯啤酒。
    柳天明，柳咏的柳。你知道柳咏么？

　　李红还没走。她明天才走。我纠正自己说。
    知道，知道，我知道你也不在乎这个。什么时候走都行，年轻人什么都不在乎。不在乎这个词现在很流行吧？别笑我，我很久没在这儿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么？听说这儿日新月异。我刚从美国回来。他们舍不得我，说刚打算给你颁个终身成就奖你怎么就走啦？我是怎么回答的？你猜？你猜……猜不到吧。我是这么说的：这玩意儿我不能要。我做的还很不够。为什么？你想过没有……你仔细想想……他的眼睛越来越小，眼皮下沉，仿佛就要永久地关闭了。

　　我发现我手里握着第五杯啤酒。我说：我要走了。

　　别走，别走！他倏地睁开眼：小老弟，你不能走！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么？我受不了他们，我受不了他们那作派……没良心的……
    你……今晚有地儿住么？我的舌头也打颤了。
    对不起，我可能有点多了，你明白，我可能有点喝多了。我不能要他们的奖，因为我做的还很不够。可我们心中充满热情……必须干一场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明白……你……跟我走吧。

　　我扶着一身酒气的柳天明在街上等车时不是没有一点后悔。说我扶着他也不太公平，我的腿也站不稳，我们俩几乎相互依靠着。他比我高一个头，穿一件发硬的黑皮夹克，一头长发迎风飘散，好几缕发丝拂在我脸上，弄得我痒酥酥的。他的腿又长又细，立在那儿直打晃。他的上半身却胖乎乎的，腰部一圈赘肉像套了一个救生圈。我一只手紧紧揪住圈上的一块肉，另一只手高举在半空中。他一只粗壮的手臂则搭在我肩上，压得我够呛。灯光下我们俩的身影歪歪扭扭，好像一匹老马和一只兔子在纠缠。

　　终于有一辆车停了。
    我把他塞到后座，他很听话，一猫腰我再使劲一推他就掉进去了。我坐到前面。车一开动冷风就吹进来。我对司机说：先往前开吧。
    司机点了点头，善解人意地说：您好好想想吧。

　　我好好想了想：我的脑子肯定坏了，要不我怎么会自告奋勇，提出帮这个虚胖的家伙解决住处呢？但是，并不是每天都有人愿意认识我，跟我说这么多话的。让我用坏掉的脑子再好好想想：家肯定是不能回的。李红会用那种心如死灰的眼光先瞧瞧我，再瞧瞧我身边这个高大的陌生人，然后一撇嘴：反正我明天就要走了。你就这样下去吧。她撇嘴的样子不好看，我告诉过她一次。她听了非常生气，气生得不分青红皂白，嘴撇得更厉害了。我没必要把这个家伙带回家，除非我改变了看法，认为李红撇嘴的样子其实很好看。但这比让李红不撇嘴还难。李红是下午打电话告诉我她要走的。她在我家里住了几个月。你除了老实，没别的优点。她一开始这么评价我。我对她说她这话没什么新意，人们都这么说。过了一阵，她强调说，你真没用。我说这个我也知道。再后来她又改变了看法，固执地认为我很可怕。她说我发现你其实很可怕。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感到很委屈，我说：不，我不可怕。她说：不，你越这么说我觉得你可怕。这样我就什么也说不出了。李红说你倒是说话啊，你不说话更可怕。我说你别这样我都被你吓着啦。

　　我拨通了小雷的电话。谢天谢地他今晚有地儿住并且有很大的地儿住。你来吧，小雷说。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咯咯的笑声：来吧来吧，我这儿这么大，闲着也是闲着。我说我不去，但我得带一个人去。小雷没声了，我听见他跟身边的女人嘀咕了几句，大意是别理他他肯定喝多了。我刚伸直舌头准备说几句清楚的话让他们放心，那女人已经一把抓过了听筒，先是笑个不停，笑完了就大声说：好玩好玩，你带来吧……
    那女人叫虞美纹。后来我们一直叫她鱼尾纹。

　　小雷坐了几分钟就走了。我回过身来，不知所措：现在再请李红坐到凳子上有点此地无银。我听见李红说：你怎么不坐？她说话时没有抬起头，相反她的头垂得好像比刚才还低了一点。我坐在了那把唯一的凳子上。过了一小会儿，她的声音又响了，仍是低垂着头，我听见一句：坐这儿。我迟疑片刻，坐到了她身边。我在想下面她会说什么。但她什么也不说了，她平静地伸出一只手，抓起了我的手，准确地放到她的两腿之间。

　　这样，今年春天，按小雷的话说，我和李红也搞上了。其论据是李红当晚就住在了我家，再也没走。李红的人是一次性搬过来的，东西分了好多次。第二天她背来了一个双肩背包，里面有一条内裤、半盒安全套、一支洗面奶和一瓶高丝保湿霜。第三天她背着同样的包，里面有另一条内裤、一包卫生巾、一件套头衫、两条牛仔裤。第三天她不但背着同样的包，手里还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里面有过日子需要的所有条内裤、春天的几件衬衫和毛衣。后来夏天的裙子和冬天的大衣也过来了。很多纸袋、塑料袋零散地堆在书架下面，李红坐在离它们不远的床上，看上去尘埃落定，有点疲倦。其实我本想帮帮她的，从小雷家到我家有点远，得换好几趟车。我在第三天问过她，我说李红要不我陪你去拿东西。她瞪了我一眼，没有理我。

　　她经常不理我。我也就习惯了。不容易习惯的是每天回家都看见家里多了个人。这实在不太像我的家。但要我习惯一件事并不难。看样子李红在这一点上比我差，她似乎很难忍受每天从傍晚到第二天早晨都必须看见我。她的脸色总是不大自然。还有星期天。星期天比较难办。如果在家，我俩通常并排躺在床上，做爱、呆着、呆着、做爱，直到做也做不动、呆也呆不下去了。我有时提议出去遛达溜达，她有时跟我一起去，有时不跟。

　　出去遛达一般就是指去超市。自从我家附近开了两家超市，我生活中就多了这个癖好。小雷嘲笑过我，说我像个家庭妇女。李红没有嘲笑我，她自己也喜欢逛。但我们的逛法不同。按李红的意思，最好把超市里的东西全搬回家。我却希望每个人把自己家的东西搬进超市，让我看看别人是怎么过日子的。超市的发展跟我的想法顺应一致，超市里的东西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复杂得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多得你永远也买不完。事实上我什么也不想买。我需要的很少，我只是喜欢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物品呆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花枝招展，井然有序，就像发廊镜子里站成一排的小姐。只要你招招手，镜子里的小姐就变成了真人，站到你身后，用手指揉捏你的肩胛骨。我并不需要按摩。我也不想从超市买走点什么。我看着那些在食品货架前若有所思的顾客，我很想跟他们聊聊今晚该吃些什么。我有的是时间。在超市时间是静止的，随便你怎么花，你可以呆上一天再慢腾腾地理直气壮地出来。这比公司和酒吧都好。

　　有一次我和李红从超市买完东西出来，每人的右手都提了一个塑料袋。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和一辆车对峙片刻，司机减缓了速度，李红轻信了对手，贸然行进，司机得意地踩动油门，车子呼啦一下贴着李红的鼻尖窜过去，反光镜蹭着了她的发丝。李红啊地尖叫了一声，后退半步，提着塑料袋的右手顺势抓住了我空闲着的左手。我们于是第一次手牵着手在外面溜达，牵着牵着，我们忽然对望了一眼。她好像要说点什么，我主动问她：是不是这样不太好走路？她愣了一下，一把甩开了我的手，那只塑料袋在她右手里直打晃。她明明可以温柔一点甩开的。她就是这么一个情绪变幻无常的人。记得还有一次，我们本来有说有笑地逛夜市。逛夜市我总是喜欢买走点东西。我给李红买了一顶红帽子，她马上就戴上了，笑着摇晃着我的胳膊让我看。我说好看，她的手就没松开，下滑到我的手的位置，我们再次手牵手地走了一会儿。经过卖箱包的小铺时，我想起了那些摊在地上的纸袋和塑料袋。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我问铺子老板那个最大的箱子怎么卖。李红很惊讶地看了看我，问，你买箱子干什么？难道你也会去旅游？我说怎么会呢，我买它给你装东西。给我？李红重复了一遍。是呀，我怎么用得上箱子呢？可你现在需要一只大箱子。我开始跟小铺老板讨价还价。我感到我的手再次被狠狠地甩开了，还有一顶红帽子被扔到我的脚下。我诧异地转头看，李红早已自顾自地向前走了。我本想追她，但小摊老板一把揪住了我，无比诚恳地说，兄弟，这是名牌，一百二真的不贵。花八十块钱买完了箱子，李红已经没影儿了。我不是很高兴地独自拖着箱子回了家，她正蹲在地上闷头收拾东西。她这么配合，我的情绪也就好转了，我蹲下来想帮她一起收，可她一挥手把我的胳膊打开了。我只好在一旁等着，顺手打开箱子。她收拾完了，把大小纸袋一古脑塞进箱子，也没好好整理，就把箱子的皮扣叭地一声扣好。她站起来提起箱子，我忙说这个我来吧。没想到她死死抓着箱子的提手不让我碰，我们俩站在原地争夺了半天，忽然又互相望了一望，我一下就笑了，我说咱俩这是干吗呢？她呆了一呆，松开了手，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手指插在头发里。我不明所以地瞧着她的满头乱发，我想还是先收拾完了再说别的。我提过箱子，四处看了看，塞到了床下。望着整齐的地面，我感到很满意，顺口问她：怎么样？放那儿行么？可她已经不在地上了，她现在扑倒在床上哭得惊天动地。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一哭，我突然很有干她的欲望。平时我们性交得彬彬有礼，不多说话，不多乱叫。我时刻注意着她的反应，不过她一般没什么特殊反应，所以我的注意力总是飘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完事以后，她总是很有礼貌地让我帮她拿张纸巾。

　　李红好像是从河北来的。我没问过她她是哪里人，她也没主动说起过。她一开始好像在一个寻呼台打工。我没问过她她在寻呼台做什么。她倒是主动说起过。那是在她喝醉的时候，她醉了眼睛要比平常亮许多，亮成两条小金鱼了。她满嘴酒气地伏在我耳边说：告诉你个秘密，我把信息乱着发，哈哈，你想想，一个女的正要去赴约会，突然收到“我讨厌你你别来了”……哈哈，多好玩。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她就是为这个丢掉工作的。她唠叨完了，哇的一声，把晚饭吐了个干净。我说过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我拿块毛巾把她的脸擦干净，拿把墩布把地板擦干净，再把干净的她抱到了干净的床上。

　　我们日趋干净的生活到今天终于结束了。李红走了，我的家现在肯定要多干净有多干净，既没有人坐在床上，更没有纸袋塑料袋摊在地上，也没有箱子掖在床底。箱子现在在我的手中，李红暂时在我的身旁，过一会儿她们两个就会被火车带走，那样我的生活就彻底干净了。在火车站我感到手上突然一松，那个庞然大物就掉在了地上，我手里还紧紧攥着它轻飘飘的提手。让你买这种破箱子，假名牌。李红唠叨着。我想了想，没必要接话。我看了看四周，惊叹那些自带行李车的中年妇女是多么地会过日子。我蹲下身把箱子抗起来。行么？李红象征性地问。我咬着牙说：主要是包里东西太多了。

　　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笨重的大箱子举起来放到行李架上。她的头已经扭向了窗外。我们来得很早，座位上还没什么人，行李架上单单横着李红的大箱子。和熙熙攘攘的站台相比，火车上嗅不出一点旅行的气氛。我在李红对面坐下来，正好看见她的侧脸。她的眼睛细长，像一条小鱼，但没什么神采，鼻尖微微往上翘，下巴的线条柔和，与颈部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度。她的侧脸比正面好看一点。我想告诉她这个，但怕她听了又会撇嘴。我朝窗外瞟了一眼，蠕动的人流造成了某种错觉，似乎车已经开动了。这时别的客人陆续上车了，他们风风火火地寻找铺位，安置行李，相互大声地告别。旅行的气氛升起来了，我才意识到我坐在那儿挺傻的。我冲她的侧脸说：那我走了。她没转过脸来，低声嘟囔了一句。一个男人粗壮的后腰挡住了我的脸，他站在我们中间，翻弄着李红头顶上那张中铺的毛毯。你说什么？我大声问。没什么，她的声音隔着男人的横肉传过来，听上去很微弱，她说：谢谢你送我。再见。

　　再见。我冲着男人被西服裤绷得紧紧的大屁股说。我下了车，顺着站台的另一个方向往回走。我走得有些费劲儿，不时被迎面跑过来赶车的人撞上一下，好像所有的人都争相追赶着同一辆火车。我走了好长时间，总算走到通往出站口的地下通道的台阶，一级两级三级，快被地平线淹没的时候，神使鬼差地，我往车厢的方向望了一眼。隔着车窗与人流，李红正紧盯着我。

　　我们对视了一秒。我匆匆下到台阶底下去了。再看下去我再也把持不好表情。我只是希望偷偷地看她一眼。最后一眼。

　　算了。我不想再闻车里散发出的一股酸臭的味道。我下了车，用了好半天才过到街对面，走近门牌号一看，185。我真后悔没多闻一会儿酸臭的味道。我现在一步都不想走。刚才在车站为了结束和李红的对视我飞速奔下台阶，接触到地面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那一瞬间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疼出了眼泪，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的脚崴了。怎么会这样？如果李红在她一定会这么说的：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你怎么能这么笨，你怎么能现在忽然崴了脚呢。其实我一下车就后悔了。在车上只是觉得左脚肿了，并不怎么疼，一下地就不行了。每走一步左脚脚踝的肌肉就拧着干一次，一只电钻不停地往骨头深处里钻，我试图转移注意力，可疼痛让人专心致志。我全身的知觉集中在左脚上，我的脑子也干不了别的，除了埋怨自己，我还能往哪儿想。我的牙齿咬住下嘴唇，大拇指指甲死死掐住食指的肉，一步步往前移，每走过一个门牌，我就奖励自己休息一次。可休息也不是好办法，不接触地面，左脚倒觉不出疼，但注意力更集中在它身上，我感到它迅速地膨胀、变形，我吓得立刻迈出了一步……疼，是疼，但疼是正常的。崴了脚就会疼，我活该受的。

　　多年以来我一直遵循着一条经验：任何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过了一个限度，总会变得可以忍受，甚至会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趣。这也是我昨晚试图告诉李红并请她和我一起分享的：我知道你现在烦我、瞧不起我，可要是你一直烦下去，说不定哪天情况就不同了。到那时你再离开，不是友好得多么？就像现在，我走着走着，硬是走出了一点兴致。渐渐地我就信了。崴了脚有崴了脚的意思，你要是刚崴过就更能体会到。疼痛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这感觉十分新鲜。只要肯花些时间，疼就会变得亲切了，包括那只制造麻烦的左脚，我早晚也得接受它，甚至学会欣赏它。初秋的风温暖祥和，像细纱一样蒙住面颊。我也有了被蒙住的感觉。一位妇女带着个小女孩迎面走来，妇女显然注意到我的异常却得体地没有表现出来。小女孩当然多盯了我几眼。我们擦肩而过。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小女孩会掉过头来看我。我还是回头印证了一下，小女孩冲我做了个丑丑的鬼脸。即：把中指从下往上抵住鼻子，张开嘴巴。那样子确实很像一头蠢猪。

　　155号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看上去亲切、随和。丈夫整个人呈椭圆型，皮肤光洁细腻，秃顶，无须，活像一个光溜溜的鸡蛋。夫人则是个长方体，国字脸，天庭饱满并浓眉大眼。女佣开门的时候，两个人正端坐在沙发上，笑不露齿，凝视前方，和他们头顶上那张标准结婚照上的表情差不多。

　　来了。小梅，你去厨房收拾吧。丈夫挺热情地迎过来。女佣退下了。
    哟，您这是……
    我从小就这样。我腼腆地说，假装没注意到夫人的冷眼旁观。
    哦，坐，坐。丈夫伸手指了指，坐回沙发上扭头对夫人说：不容易，这年头年轻人挣点钱不容易。

　　我没入坐，站在那儿从背包里掏出纸袋，右脚往前迈了一步递了过去。丈夫接过来，转递给夫人。夫人的脸色在验货过程中阴晴不定。她不时抬起头来，打量我一眼，就好象核对我是否与她手中的器具有着某种暧昧关系。可我穿着衣服她又怎么能分辨出来呢。她每看完一个就递给身边的丈夫，当丈夫手里接过了全部的货品后，夫人才一扬脸，肯定地冲我点点头说：可以。甚至可以说，她特意停顿了一下，说：不错。

　　谢谢。我感到左脚越来越肿。我陈述道：顾客的满意是我们心连心爱心公司永恒的追求。

　　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夫人扭头看了一眼丈夫，丈夫立刻笑出了一个以示鼓励的笑容，看来他们夫妇恩爱已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夫人说：我们还想租一个孩子。
    这个……我不禁感到为难：我们公司暂时还不办理活人租赁业务。
    就要一个下午，两个小时就行。要知道，夫人握住了丈夫的手，温情脉脉地盯着前方一小块虚空处说：我们是多么喜欢孩子呀。
    我能理解。这样吧，我问问业务主任。明天给您答复。
    那就拜托您啦。价钱上的要求，你们尽管提。
    我出门时夫人又加上一句：对了，就要残疾的。五岁左右。她用眼神询问了一下丈夫，丈夫附和说：对，残缺是美。

　　我在155号的门牌前站了很久，然后一瘸一拐地朝着跟来时相反的方向走去。我走得很用心，虽然感到了疼，但不觉得疼就是疼。我觉得这疼跟不疼似的。可刚才我怎么会觉得疼已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呢。

　　我以缓慢的速度往前走了几百米，脚崴了，可脚的功能没有崴，我得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干一点什么事。按理我有正当地方可去，我可以回公司交代一下，再把明天上午的活儿挪到今天下午干了。那明天下午又该去哪儿呢？再说，我不无沮丧地想到，我今天是请了半天假的。李红没要求我送她，我拎了拎她的箱子，说：就当我送送这个箱子吧。她冷冷地哼了一声表示同意。为了这半天假，今天上午，我的上司高主任和李主任碰了两个小时头。高主任不同意批给我假，公司明令员工请假必须提前半个月。李主任原则上也不同意批给我假，但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请假，为了表现公司对员工的体恤，李主任用一个半小时说服了高主任，特批我今天只送一趟货，其余时间自由支配。我们公司纪律十分严明，既然经过研究批准我今天自由活动，我要是现在回公司，必须把我没能自由活动的原因解释清楚。不仅得跟李主任高主任解释清楚，还得跟其他员工一一解释清楚，说明我不是要故意表现自己。这么一想，我就打消了回公司的念头。除了工作需要，我一贯不善言辞，让我解释清楚一件事就更难了，何况一件事如果被解释好几遍，总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公司评定志里我唯一的特长就是“给人诚实可信的感觉”，一旦他们觉得感觉错了，我的饭碗也就保不住了。

　　平时除了逛超市，我还可以爬上一座天桥，从上往下巡视过往的车辆。但今天我的脚崴了，只能坐在路边，放松双腿，看上一会儿近在咫尺的车辆行人。一个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往我脚下扔了点什么。我诧异地捡起来一看，一枚磨旧的五分钱硬币。我低头检阅了一下自己的坐姿：右腿直着，左腿弯着，左脚向外撇着，怀里抱着个干瘪的布包。还真像那么回事呢。我哑然失笑，正打算继续玩下去看看能收获多少硬币，布包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我掏出手机。我的手机是个笨重粗大的家伙，公司发的，黑黝黝像块砖头，据说是市面上早就淘汰了的型号。小雷说：来吧，来鱼尾纹家，我们正商量呢。
    商量什么？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商量什么你还不知道？昨天不是你把人带来的么。
    我更糊涂了。
    快点，小雷说，就差你了。

　　我在原地呆坐了一会儿，又一枚硬币叮当掉在了我脚下。我没理它，我想起来了，昨天我把那个醉鬼像个麻袋一样卸到小雷脚下就走了。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从地上小心翼翼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路边打了辆车。车子在喧哗的大街上拐了许多个弯，每拐一次弯，我耳边的噪音就一浪高过一浪，好像我正和车窗外的人同路，我们将去往一个人头攒动的广场，广场上将毫无例外地发生点什么伟大的事。好在车子一拐进鱼尾纹家所在的高尚街区，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消失了，外面的嘈杂拥挤立马不见了，行人蓦地减少，少有的几个路人，步子也变得悠闲。我的心跳缓下来，人们毕竟还在过着高尚的日子。我打量了一眼窗外高尚的风景：两排高大俊秀的银杏树，整齐乖巧地陈列在路的两旁，像两道忠实的金色护墙随着道路伸长或拐弯；红色的白色的房子小心地隐藏在枝叶的茂密金黄之间，杂交出星星点点花花绿绿的颜色。

　　车转了个小弯，停在一座长着尖尖屋顶的白房子前。楼门口站了一位年轻的满脸青春痘的警卫。我下了车，费劲儿地往前挪了几步，走到他跟前，歪着脑袋向他行了个注目礼。警卫静默片刻，神色庄重地点了点头。我摇晃着登上铺着紫红地毯的走廊和楼梯。安静之极，我奇特的轻重不一的脚步声被地毯吞掉。

　　小雷开了门，飞快地往我身后瞧了一眼，弄得我也往身后看了一眼。快点进来，小雷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进去，关上了门。他坐回到沙发上，紧挨着昨晚那个男人。那男人轻咳一声，作了个小小的手势，继续说道：经费不是问题，这个你放心。

　　我站在原处，脚因为刚才小雷的迅猛动作疼坏了。我用力吸了口气憋住，缓缓地把疼痛压了下去。我扫了一眼四周，最近的椅子是沙发对面的一把朱红色的皮椅。我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尽量避免身体的晃动幅度。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必要，他们根本没打算往我这儿看。小雷给那男人和自己点上一根烟，男人说谢谢。男人说：我知道现在有这份心的人越来越少啦，大家都学会了明哲保身。这不是你的错。我也这样过。可现在我想明白了，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的。我吃的盐总是比你们多，你说是不是。我可以打保票说，不干你会后悔的，尤其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么？我看得出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正是我要找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么？那男人这时忽然看了我一眼，冲我说：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终于坐在了那把朱红色皮椅上的我愣了楞，还没说话那男人已经冲我心领神会地一笑，扭头继续跟小雷说话了。我早想起来他叫柳天明，我们昨天在一个不知名的酒吧遇见的。昨天他还没有地儿住，看来今天这些烦恼已经不见了，从他正规、浑厚、抑扬顿挫的语调可以听出来，他正在考虑更大的事，似乎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将来。他的小眼睛里闪动着光芒，随着他语调的起落忽明忽暗，时而高亢时而委婉。

　　卫生间的水哗啦哗啦地响了，门砰地响了一声又关上，裹在一袭黑丝绸衬衫裙裤里的鱼尾纹走了出来，每走一步衣衫就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动。她有着北方女人瘦高的身材和广东女人棱角分明的脸，颧骨突出，鼻梁挺直，嘴唇薄薄的，嘴巴却很大，眉毛和眼角斜斜地往上翘，之间涂了一层黛色眼影。她趿着一双有些偏大的翠绿色木屐，露出染了玫瑰色蔻丹的纤细的脚趾头，额前几缕头发湿漉漉地搭在瘦削的脸上。她径直走到茶几前拿了一根烟，在点着之前瞥了我一眼，说，这下好了，人齐了。她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咧嘴笑了笑，露出了眼角细碎的鱼尾纹。

　　鱼尾纹在柳天明身边坐下来，这样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沙发上，柳天明坐在小雷和鱼尾纹之间，正对着对面椅子上的我。柳天明问左边的鱼尾纹：小虞，加入我们可能会令你失去一些东西，甚至很多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么？你甚至可能无家可归。柳天明停了一下，以便观察这句话所产生的效果，继续说道：你想过没有，现在你在这里住得好好的，好多姑娘都羡慕你呢。

　　真的么？那真是太好了。鱼尾纹的笑声略有点哑。柳天明严肃地看着她：我没开玩笑，小虞，你得考虑清楚。鱼尾纹直愣愣地瞧着柳天明说：我也说真的呢。安逸生活能带来幸福么？她的语调高高挑起来，好像等着我们回答似的。没人回答这个一目了然的问题，她的语调又滑了下去：再说我也过腻啦。还有，她吐完一口烟后补充道：您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当年很崇拜您呢。

　　柳天明不禁微微向后仰了仰身子，用眼角的余光瞟了小雷一眼。可惜小雷正呆呆地盯着手中的烟头，就跟没听见似的。

　　如果你也没有什么意见，柳天明这次瞧着我说：小苏，那咱们就这么定啦。

　　当晚鱼尾纹又多抱出一床被子，她带我到一间狭长的小卧室，她说小是小点，但挺干净。我说这足够大了。灯在这儿，你好好睡。她说完随手带上了门。我立刻把灯关了躺下来，身下的被褥很柔软。有一种微弱的声音嗡嗡地响，远近不明，不知来自房间某处还是窗外。棕绿色的粗布窗帘静静地坠着。门忽然响了，昏暗中我看见鱼尾纹的身影影影绰绰，一个东西朝我飞过来，她说：刚才忘了给你。好好睡吧。我没开灯。我摸出来那是一管药膏。我拧开盖，挤出一段清凉的白色的膏体在手指头上。脚腕已经肿得越来越高了。

　　是这样的：从那天起我就跛了。

　　小雷又悄悄凑到我耳边说：我知道你也瞧不起这老家伙，只有鱼尾纹这么缺心眼的才什么都听他的，不过没关系，既然有机会，我们干嘛不好好玩一次呢？
    可……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我终于把刚才的话问了出来。
    小雷盯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概我脸上的清白无辜给了他答案，小雷像从前那样拍拍我的头：我没功夫跟你开玩笑。你要想装糊涂就装下去吧。
    我点点头说，噢。
    你就装吧，你丫一点都不长进，就爱玩小把戏。小雷站起身，从兜里掏出两块口香糖，要么？我接过一块。
    他嚼着口香糖往门外走，扔下一句：我们晚上回来。你没事就跟鱼尾纹聊聊天吧。

　　鱼尾纹换了件蓝灰色的棉麻开衫，穿着浅灰色T恤和深灰色条绒喇叭裤，端坐在我的床边的藤椅上打毛衣。她肯定觉得自己这付模样很端庄，她说现在的姑娘很少有会打毛衣的啦。你很大了？我问。怎么能这么问女人呢，鱼尾纹咯咯地笑：你可真是个小孩。我多大？我可以做你妈。呀，操，她一分心织错了一针，手指的动作缓下来，小拇指向上翘着，食指灵巧地一勾，就把错的针拆掉了。她不说话了，连续打了十几针，打完了这排，她放下手中的活计，伸了个懒腰，走到窗边打开了一扇窗户，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很满意的样子。受她姿势的影响，我也用鼻子吸了吸，果然有一点秋天的清爽。

　　夏天的时候，小雷已经熟悉了大白天的虞美纹并把她叫成了“鱼尾纹”，那会儿她的男友还没走成，小雷早已改了主意。他跟我抱怨说，我现在真怕那孙子走了。这女人疯疯癫癫的，被她缠上可挺麻烦。就在小雷忧心忡忡之际，那个法国孙子终于顺利坐上了回国的飞机。鱼尾纹说，他在机场都哭了，让我一定在公寓里等他，他去三个月就回来。那租金怎办？我问小雷。小雷说，你不懂，那房子是法国公司租的，一分钱不用掏。那你怎办？我……嗨，先过去住几天呗，也不能太绝情了。现在是秋天了。小雷再次改变了主意，不仅把他自己彻底搬了过来，还顺带安置下我和柳天明。看上去鱼尾纹对此十分满意。她是那种喜欢忙个不停的人，和她度过的第一个白天我就明白了这一点。她暂时没有什么可忙的事，小雷和柳天明出门了，她就一个劲儿地关心我。你的脚好点了么。没什么话时，她就问我这个。我刚要试着下地，她就“哎”地一声，用身体挡住我：你要什么？我去给你拿。要不她就在客厅跳健美操，我听着叮叮咚咚的音乐，心里帮她打着节拍。音乐停了，她气喘吁吁地进到我的房间，穿着紧身运动裤，手里拿着瓶矿泉水，心满意足地来回踱着步，我想她是在展示其健美明星的气质。我便借机欣赏了一番明星的身材，我发现她的胸部和臀部虽然有点下垂，但还是挺大的。

　　熬到下午四点，鱼尾纹就颠颠儿地跑去厨房忙活开了。一段乒乒乓乓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之后，系着围裙主妇形象的鱼尾纹挥着一把锅铲出现在我面前：猪蹄莲藕汤，怎么样？我点点头。她摇晃着手中的锅铲，顾自走到窗前，念叨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他们干什么去了？我问。找钱去了。没钱我们怎么搞事。我们要搞……什么事？哈哈，她单腿撑地，猛地做了个漂亮的旋转动作，得意地说：搞什么事？这还用问么？当然是搞艺术啦。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小雷不是第一次对艺术感兴趣了，我有经验。上次他拉着我去看一个展览，我以为会看见几张画，没想到看见的是几个活人，拿着刀子一刀一刀地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我身后有个妇女赞叹说：可以啊，跟真的似的。小雷立刻翻了个斗鸡眼，跟人争辩：什么跟真的似的，就是真的。咕咚一声，那妇女就晕倒了。正在割肉的一个家伙听见小雷的话，冷峻地点点头：兄弟，不错，你过来一起做吧。见小雷不动，那家伙用鼻孔喷了一大口表示轻蔑的冷气，只见他单手伸到屁股后面，啪地往外一挑，一块后臀尖的精肉飞过来，砸在小雷脸上。这回轮到小雷咕咚一声，晕倒在我怀里。

　　晚饭时分，小雷和柳天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边进门边说话。那笔基金要是能搞到，我们就可以弄一个长远计划……柳天明稳重的话音倏地变了个腔调，他走到餐桌边，喜滋滋地说：嗬，狮子头！我老家的名菜啊，小虞你可真能干。就是……稍加迟疑，他说：就是缺一点酒。小雷闻言习惯性地叫：苏行，苏行！你忘了他脚崴了。我去吧。鱼尾纹去门口换鞋子。柳天明说那怎么行，怎么能劳驾女士。他说完看了看小雷，后者完全没能领会他的意图，径直走到我的房间里来了。我去。我去。柳天明和鱼尾纹在门口争着。算了我鞋都穿好了。你们走了一天了，坐着歇会儿吧。鱼尾纹的高跟鞋咯噔咯噔出门了。

　　怎么样，还疼么？小雷在我床边坐下来。
    不走就不疼。你们怎么样？
    挺好。一切进展顺利。
    那就好，我讨好地说：搞艺术很好玩吧。
    什么搞艺术。你别瞎扯了，赶紧坐起来吃饭吧。小雷疲惫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第二天下午小雷匆匆露了一下脸，扔到我床边一包东西。他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搁在床头柜上，说，你房东还不错，退了你点儿钱。怎么样了？别老躺着，下地活动一下。我走了。小雷刚走，鱼尾纹就站在了我面前。别动别动，她按住我说，千万别下地，你这脚不是活动不活动的事儿，关键得休息调养。多抹点药，使劲儿揉！

　　我揉了一会儿，等鱼尾纹出去了，我翻了翻床脚下的包，除了衣物，我的书小雷都留给房东了。我稍微心疼了一下，转念一想，那些书也就值二百块钱，那还是几年前在小雷的倡导下我渐渐买下的。那会儿小雷在一家美术设计学校旁听，认识了不少学生，和他们来往的那段时间，小雷逐渐学会了遣词造句。他嘴里的新词多起来了，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就少了。偶尔见上一面，都是他来找我，我不好意思找他，因为他无意中提过一次：和无知的人呆在一起简直是浪费时间。他是有所指的，他在说他爸，但他谈话的对象是我。我忐忑不安，把小雷随手扔在我这儿的几本美术史都读了。当时我在邮政专科学校念邮政管理，读美术史当然是一头雾水，但我依然遵循那条经验：硬着头皮读下去，读着读着我就把它们读完了。大部分地方不懂，我想这是因为我读得太少的缘故。我又陆续买了不少书，看见不太懂的书名就买。总之有一阵我读上瘾了，每天傍晚随便吃点东西，闭着眼在书架前抽出一本书，往床上一躺，一看就是一个晚上。我看得很仔细，我相信书上的每个字都被我看到了。这一习惯直到李红的出现才被打破。这时小雷早就不提书本的事了。他跟我说读书是最傻的，读得人一点灵气都没了。他说这是一位艺术大师说的。艺术大师就是他原先的老板。辞职之前，小雷在大师的一家装潢设计公司画平面图，跟着大师去过好几次酒吧。这样我也跟着小雷去了几次酒吧。后来也不怎么去了，那里的酒太贵，我们俩平时也不爱喝酒。

　　我躺在床上，抚摸着那块砖头一样的手机，心里盘算着如何措辞询问公司对我的发落问题。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就在气快打足的时候，嘟嘟两声，手机响了两下。我一下子就放松了，我想什么措辞都已经不必要了。我打开短信息，他们写得简洁明了：经调查，医院无此人；已被开除，尽快交还手机。我神色黯然地回复了一句：好的。然后把手机从窗口扔了下去。砰地一声巨响，吓得我连忙从床上坐起来。窗外硝烟弥漫，一阵浓烈的硫磺味儿飘散在空中。还好，没出什么别的乱子。我咧了咧嘴，心底有种石头落地的感觉：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