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本人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显然这三个计划均与北上抗日无关，纯粹是“求生存”的计划。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15 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17 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张国焘乃提议“红军全部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18 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张国焘的话不是谎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犹如张国焘所言，“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象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21 毛泽东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后落脚在陕北，虽为偶然，却也是“为传统所决定”。

   另外，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却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22

   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还是张，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之心，却有继续作乱之想。毛部将逃亡终点定在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张部南下逃亡，更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著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23 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遂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第一、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性质和转变

   一、共产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的由来和性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亦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曾经为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更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别国进行“红色颠覆”的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真理报》还同时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24 中共党史专家则称“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25 紧接著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王明参加了筹委会。会议通过五项议程的第二项就是“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定具体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上建议，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便是：“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27

   由是可知，苏俄在假手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谋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于中共代表团就中共国内革命状况的报告。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报告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力量的状况作了准备。但是，王明、康生所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却远不是实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文章。根据周和森所说，中国苏区遍布陕西、甘肃、四川、新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并把全部中共军队分为三个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会合前的一、四方面军）；贺龙萧克部（指二、六军团）；项英部（指南方各省游击队）。这篇文章夸大了红军的力量，说正规军有四十八点五万人，游击队有九十九点五万人。周和森的文章还附有图表和游击区发展示意图。共产国际“七大”刚一开会，周和森的文章就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上。而“中国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五、第‘六’次围剿后苏维埃和游击队发展示意图”（单引号为引者所加），则由中共代表团精心绘制，置放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大厅内。28

   其次，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曾赶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中，中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曾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审阅，经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阴险地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早已失败，并且其残部的四处逃亡已历时十个月之久。此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共产国际“七大”所作的，完全违背事实与极度作虚弄假的汇报，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所发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这个宣言所宣称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颠覆国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国民革命军；更要坚持抗日与反蒋并重，和蓄谋成立以中共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红军为核心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策略；就在实际上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有阴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战略，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