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厂“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余作为剩余价值被国家拿走，剩余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 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高达百分之五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心，“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著石头过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著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 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著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

   第一、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残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称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害，具有特殊性，是因为中共全方位的专制复辟统治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残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残暴专制统治下，凡是汉族人民曾遭受过的种种痛苦，少数民族人民皆不能幸免。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可谓“共有一个悲惨的命运”。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残暴专制统治，却又使得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遭受了较之汉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伤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独尊马教、杀尽百家”的教政合一专制统治，对崇尚信仰的少数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为，少数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且是他们维系族群生存、团结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旗帜，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结合，甚至是生命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鸦片，一方面却用权力和暴力强迫人民信仰马列主义这个新“邪教”，这就对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致命”的压迫。中共和它的军队，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掌权者们对少数民族宗教、宗教设施及宗教事业的戮力破坏和摧残，实在不能不说是对少数民族人民心灵的最大伤害和残害。无知的江泽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将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国总统林肯对黑奴的解放和对蓄奴制的废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压迫在西藏人民头上的“教政合一反动政体”。殊不知，就前者而论，将黑奴从南方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的林肯总统及其继任者们，并没有将南方的黑奴们重新变成为自己的奴隶。就后者而言，则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动政体”的中共，却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和最残酷的“新马教教政合一政体”强加到了西藏人民的头上。正因为如此，自以为对西藏人民“功德无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汉族人民的心里，却是罪恶无穷。

   原因之二，是中共党领导一切的“党性原则”，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压迫和摧残。在中国大陆，虽然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所谓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招牌，但是，每一个自治区、州、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必须是汉人，或必须是已经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须接受中共同级自治区、州、县地方党委全方位专制领导，这就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话。这在汉族地区，人民尚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绪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则无疑会对这种完全虚假的自治，充满愤懑之情。特别是中共早已在实行的“先赤化而后汉化”的策略，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迁居大量汉族移民，和由汉人对少数民族人民施行长期专制统治的事实，实已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共、直至对汉族和中国的痛恨与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马列的“阶段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斗争理论”为根据，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进行阶级斗争来实行民族镇压，不仅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更大灾难，而且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汉族人民、直至对于整个中国的巨大离心力量。因为，无论中共怎样地压迫和残害汉族人民，都还不会造成汉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意识。甘当“马列子孙”的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虽然他们人人宣称“等到他们死了，他们就要去向马克思报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的一个部分，说“逆子叛孙”也行。但是，对于同汉族人民不同种，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来说，中共用斗争的方法，专政的方式，特别是暴力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少数民族人民，无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对抗局面。而由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民族对抗，其最后的结局，不是少数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数民族的分离和独立。由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势必要演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问题，直至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并且，国家认同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便会接踵而来。今天，在中国西藏、新疆、内蒙，包括同种、同族、同文化的台湾，所已经发生和发展著的，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民族运动和非民族的政治独立运动，便是现实的明证。中国国家统一的进程非但没有加速，相反，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却反而在急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