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我们基督徒与中国法律的关系，我们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我们要从中国教会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来看我们的位置。
1807年，马礼逊来华宣教。当时他根本就不能进入大陆，为什么？因为那时的法律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大陆，所以只能在一个偏僻的荒岛上生活。他除了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外，还要承担孤独、语言不通、疾病时无医等等一系列恶劣的状况。但他就这样默默忍受，信徒蔡高是马教士七年努力所结的第一个果子。
更早的时间，在1724年，清廷诏令禁止信奉天主教。当时一些传教士为了传福音，想尽了一切方法，如有个传教士藏在一口棺材里，由信徒扛着，从这村到那村，到了晚上才能出来工作。
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失败。《南京条约》后，清朝政府被迫许五口通商，并在这五口内允许建教堂、传教。这五口指的是：上海，厦门，福州，广州，宁波。这五口就如同今天深圳，可算为几个特区吧。一直到了1858年，中国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中外基督徒才正式享受合法地位。
1860年至1895年，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教案”。基督徒广受逼迫。1898年清政府才开始改变态度，对基督徒友善。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中国基督徒没有遭遇逼迫。但到1900年，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开始大规模地屠杀基督徒，有两万中国基督徒被杀（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成员）。义和团见基督徒就杀，不管男女老幼，最小的才几个月，最年长的为八十多岁。1922年至1927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左派文人的煽动下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从文化的角度攻击基督教。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教会有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考验。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立了一个组织，凡不加入这个组织的教会一律加以取缔。王明道先生挺身而出，拒不加入，因此也遭受迫害。
五十年代，基督教再遭考验，这一次是仅次于义和团加给基督教的考验，但时间更久。这次考验的表现在“三自”成立，“三自”成立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基督教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二是基督教给人的印象，教派林立，彼此竞争，神学理论互相冲突，所以要统一，开始了所谓“后宗派时期”。“三自”成立后，全国的教会都被强令加入，王明道、林献羔等人明知这是违反宪法精神的事，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又不能直接指出，只能以保卫纯正信仰为由拒绝加入“三自”，家庭教会与“三自”的这种神学争论是从1920年开始出现的基要真理派和自由派之争发展而来。王明道、林献羔等人以生命捍卫了宪法精神，以生命为神作出了见证。
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在中国长达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在大多数时候是没有正常的法律地位，是处于受迫害状态的，也就是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基督教受迫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中国文化排斥基督教信仰的一场争战。《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场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可以感到安慰地说，最近二十年的环境是我们基督教教会所遇到的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虽然现在每年都有上千的基督徒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从总体上来看，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目前的自由，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义和团时期，我们感恩，因为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同时我们相信，日后教会还能得到更大的自由。同时我们要不断地为政府领导人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知道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对党的领导都不会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同时也求神给他们能力，能无误地执行自己所定的法律。同时我们也都意识到，不管得时与不得时，不管是否有自由，传福音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