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查村是安徽泾县最偏西的一个小村。我猜想，策展人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这次艺术活动的第一现场，恐怕主要是看中它的古朴环境——这里较好地保存了明清徽派民居与祠堂，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样一个古朴的环境中进行最前卫的现代艺术实践，并力图贯彻“重塑社会”的主题，其间显示的反差以及因此而具有的某种反讽意味都是极为强烈的。

　　作为此次活动特邀的人文学者，虽然我对此次活动太过鲜明的主题持一种保留态度，但对于策展人试图沟通艺术与人文的努力却甚表欣赏。正是这种欣赏最终促成了我的这次查村之行，而另一方面，思想上的保留态度也使我在为期三天的活动过程中主要是充当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及旁观者。

　　我一再提醒自己：艺术家与人文学者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双方都不可以此非彼。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人文学者有义务向艺术家提供自己的评判。大体说来，艺术家的法则是直觉，而人文学者的法则是理性，但如果因此认为艺术家的行为可以摆脱理性的裁判而任由感性支配，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想，一个人文学者对艺术家要提出的最低理性要求是：思维、言说以及行为都不得违背同一律，亦即自洽性。我个人对思维的另一条要求是必须尽可能清晰。事实上，这两条标准也是相互支援的：不能自洽的原因往往就在于思维不够清晰。

　　以这两条标准（即自洽与清晰）来检视此次活动的命意与实行，其结果皆非尽如人意。首先，“重塑社会”这一主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并未得到很好体现。自然，不能期望各个艺术家单独的艺术作品能贯彻此项主题，但即使是此次活动的集体项目：收集查村河道里的垃圾，最后在岸边砌成一堵墙，它与重塑社会这样的题目表面看来似乎非常贴切，其实则相差甚远——如果是为清理河道而收集垃圾，那么，为何不将这些垃圾予以焚烧以达到纯洁环境的目的，却反而砌成一道墙且美其名曰“百年不化墙”？而选择查村作为现场，似乎与主题也未尽相符——如果是将查村视为工业社会残留的传统的某种符号或象征，那么，跑到查村这种地方重塑社会，似乎更多地带有回归传统的意味，而事实上，策展者具有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关键的问题在于，策展人未能厘清重塑社会所要否定的真正对象到底是什么：究竟是所谓中国封建的遗毒，还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恶果？当策展者顶着烈日，率领一干人马顺流而上，收集当地居民扔在查村河道中的塑料垃圾时，他所要清除的似乎是现代工业文明给淳朴生活带来的污染，从而具有环境保护这样的后工业文明主题的意味，而当策展者开口宣述自己的思想时，他引为前驱的是鲁迅这样的对中国封建传统加以深刻批判者。

　　在我看来，这次活动无疑已触击到传统与现代以及后现代关系这样复杂而重要的思想史问题，虽然策展者自身的思路未免纠结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对人文学者来说，艺术家的意义也许正在于他们往往会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暴露问题。“重塑社会”这次艺术活动的文化意义或许也就正在于此。

　　　　　　　　　　　　　　　　　　　　　　　二OO一年八月于北大燕南园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