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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左靖

来自“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反思活动”的系列报道

□  茅小浪: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文案

□  左靖:传统遗存与前卫姿态——“重塑社会”活动研讨会述要  

□  张勇:DV影像对“重塑社会·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的介入

□  方旭东:引人省思的含混不明或自相矛盾——“重塑社会”艺术活动之我见

□  张勇:《百年不化·现场》导演手记

 

 

 

 

 

 

 

 

 

 

 

 

 

 

 

 

 

 

 

 

 

 

 

 

 

 

 

 

 

 

 

 

 

 

 

 

 

 

 

 

 

 

 

 

 

 

 

 

 

 

 

 

 

 

 

 

 

 

 

 

 

 

 

 

 

 

 

 

 

 

 

 

 

 

 

 

 

 

 

 

 

 

 

 

 

 

 

 

 

 

 

 

 

 

 

 

 

 

传统遗存与前卫姿态

——“重塑社会”活动研讨会述要

 

左靖

 

  〖编者按〗继去年中国艺术思想及其行为/二零零零展现之后,茅小浪和我又策划了这次“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 ,与以往的策展思路一样,我们自认为承接了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时期的某些精神余绪,即坚持文化理想主义和当代艺术探索中的知识分子性,同时,活动主题再次具备了黄专所说的“宏大叙事”的特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把视野放在了商业化、世俗化初步萌芽的安徽南部的古村落。场地选择的理由在于,我们赞同一位导演的看法——农村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它远离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中心,却占着中国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更重要的理由在于——皖南一带(它依旧是中国最具传统文化典型特征的地区之一)挟裹着历史的强烈的文化信息延续至今。各种艺术形态通过艺术家的介入在此发生,更能充分体现出前卫艺术与传统文化遗存的并列关系,以及与进入急速世俗化过程的现时中国社会的关系。或者说,前卫艺术第一次有意识地远离了文化艺术的中心城市,它在“另一个”中国社会发生。

  2001年8月15日至18日,来自北京、山东、江苏、安徽的11位艺术家齐聚皖南泾县查村。按照计划,到达第一现场的艺术家,首先完成了一项集体行为-装置作品:清除垃圾——将散落在查村河道里的塑料制品收集、粉碎,与水泥拌和制成“百年不化砖”,砌成“百年不化墙”。随后,艺术家冒着酷暑在查村各处(主要是在一些破败的祠堂里)完成了各自的作品。17日晚,在村民吴金生的百年老宅里,参展艺术家陈宇飞、张永见、孙建春、罗辑、赵亦武、笪雅平、吴晨骏、方旭东、茅小浪、左靖和部分村民进行了研讨。记录者有本次活动的记录片编导刘妞、DV艺术家张勇等。研讨会由左靖主持。

  研讨会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文本与艺术家的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也是目前主题展览都会遇到的问题,张扬艺术家的个性,势必使活动的整体性精神受损,问题在于怎样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次是对活动主题的质疑,即重塑社会,如何可能?再次是有关作品的评价,一种批评是不新锐,不超前,不突出,与时下流行作品所流露出的极端化情绪大相径庭,我想这是由于策展人受到90年代以来的所谓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过于注重艺术创作中的人文色彩有关,我认为,这既是一种文化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策略。

  因录音问题,笪雅平的谈话没能整理,另会后补充了黄震的发言。

 

  左靖:这次研讨是第一现场的最后一项内容,从作品的实施情况看,效果比我想像得要好。大约从去年5月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有一年多时间,我和茅小浪对活动的主题、策展的思路进行了反复讨论。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够几年来一直在做一些活动,完全是基于对文化理想主义的一种迷恋。茅小浪提出的一些观念,如对水墨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是具备了较强的前瞻性,我们去年在上海和南京策划的“墨墨墨……”展,如果不是巧合的话,它可能直接影响了今年“重新洗牌”展览的学术思路。这次活动,我认为也具备了上述特征,它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并将对传统文化与艺术观念的综合反思以及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带入了现代艺术,成为这次活动呈现出的最重要的特征。

  茅小浪:这次活动我们的意图是,要求艺术家针对自己所遭遇的社会性做出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体现艺术家对人类的知识成果的调用及敏锐程度。从这几天看到的情况,艺术家基本是处在互动的状态。希望各位对我们在策划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使探讨能够促进我们未来的工作。

  孙建春:坦率地说,从茅小浪的文案中,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字暴力。我觉得文案在适用于艺术时,还不是特别宽容。事实上,作品往往是对文字的另一种修正,艺术作品有着文字不可叙述的层面。这次艺术家作品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虽然统一在“重塑社会”这样基本的口号下,但延伸开来的文化辐射面还是很广的。另外谈到使命感,我的使命感更多的是忠实自我对文化的一种态度,同时以我的方式对现行文化进行修正,至于修正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但艺术家要有这种勇气。就我的作品而言,我特别刻意地远离文本,尽可能做得不动声色,这可能跟个人的性格有关,我不习惯在自己的作品里把“使命感”做得十分显露。我想,当人们在看完我的作品后,也许能够感受到我对文化的某些修正的想。

  张永见:目前从事装置、行为的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有从事油画、水墨或者雕塑等创作的背景,长期画下去,别人有说法,自己也有感觉,于是想改变一下,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一个艺术家通过一次活动而发生某些转变,我觉得是自己生命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体验,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参加的。关于活动的主题,我觉得策展人一步跨得太远,“重塑社会”这个概念说得太大了,有点虚妄。

  左靖:这个主题与以往我们的活动有着很明显的连续性,过于“宏大”易引起非议,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执着于文本。这也是我与一些人在对主题理解上的分歧之处。我个人认为,一个艺术活动的独特性在于不让现实屈从某种先验的观点。它应该从艺术家与现场发生各种关系的纯表象中,推断出它所包含的意义。我们不是在做命题作文。我想主题只是起一个引发问题的作用,艺术家怎么去做,是他个人的问题。

  孙建春: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特别提到一个文字暴力的问题。如果我服从了最初的文本,那就意味着我妥协,如果不服从,那就是背叛文本。

  茅小浪: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他更多的是注重思想的过程,可以递进到一步——艺术家而思想者。艺术行为和文本是艺术家的两个侧面。它们都是由思想生发,不应该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艺术的行为过程有时候没有把话说尽,需要文本加以补充,这就形成了两者的相互补充。不能单单看一个文本,应该把它与艺术家的行为结合起来看。

  孙建春:我们是在谈这个展览,你是策展人,所以你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在此时不重要,我关注的是你作为策展人的身份,这一点至关重要。第二,一个展览的原生态实际上是个半产品,展览可能是策展人的文化策略。我们的作品实际上只是大文化背景下的某些元素,这么多元素通过策展人的组合后,它可能会表达一句新的语词,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谈文本的。为什么我要谈暴力问题,是因为你在阐释的时候,实际上做了作品呈现之后的事,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我认为,最初的文本应该给活动留下很大的空间。

  左靖:我们还邀请了人文学者深入第一现场,这次到场的有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方旭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请他谈谈“重塑社会”这个主题与传统文化及当代艺术的关系。

  方旭东:这个展览旗帜鲜明地叫做“重塑社会”,我的疑问是,重塑社会,如何可能?如果一个人提出这样的主题,他自身的立场在哪里?展览所想表达的是对传统、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但批判是以所谓的“重建”的面目展现。就看到的艺术家个人的作品,我发现文本并没有束缚住艺术家的创造力,我觉得这非常好。这个展览对传统的态度、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我个人不是很赞成,我觉得策展人在此时是处于比较激进的心态,但他的话语还是80年代的话语,在今天好像不能跟上时代。另外,大部分作品在呈现方式上过于直接,通常的一个批评就是浅白。

  赵亦武:我简单地评价一下作品,茅小浪、孙建春、左靖的作品在视觉上给人的感觉很强烈;罗辑的《白蚁》最直白,他的作品非常具有同情心;张永见的《藏》,充满了悬念;陈宇飞的作品,对中国的艺术观念进行了反思,现代艺术的源头在哪里?在西方。他能够把一个很老的话题,即现代艺术的本土化,是否再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用个人的方式再次提了出来。

  张永见:我还是觉得必须通过解释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是视觉艺术品,我一直在考虑怎样让老百姓看懂我们的艺术。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变成一种主流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不一定好,我是在做一种大的幻想,怎样才能达到我们共同的乌托邦的目的,这是一个大的策略。

  孙建春:永见的问题实际上挺深刻,它不一定特指现代艺术,它甚至是指普遍概念上的艺术。近几年来的现代艺术,它的社会功能基本上退化了,沦为一种圈内的游戏。当艺术沦为纯个人梦呓式的语言,它基本上不会被老百姓接受,甚至连知识分子都接受不了。茅小浪的文案特别注重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在这点上提得过高,或者说他把原有的可能性堵得太死。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他敢于提出一个带有文化理想色彩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在今天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个人化语言极端泛滥的时候,在北京甚至出现了蔑视道德、挑战伦理,忽视人的尊严的作品的时候。相比较而言,茅小浪的文化态度还是可敬的。

  茅小浪:我们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想引发人们对社会的文化资源的挖掘,这种挖掘不是靠表面的深度能解决问题的,这就是有时候为什么需要直白。艺术家要有更多的思考,不仅是思想上的,还要通过艺术手段来部分实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想。

  黄震:我觉得这次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安徽是一个现代艺术的边缘省份,这次活动在安徽,也有一些安徽的艺术家参与,这对安徽的现代艺术是一次带动。我想这既打破了一种封闭,也将促进我们与外地艺术家的交流。

  吴晨骏:我得到最大的启发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这次艺术家反思传统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我对一些作品感到新奇,新奇感来自它们的形式,行为艺术是用身体参与的形式,因为用身体,跟社会活动就有了相似的地方,有一种角色感,在这一点上比文学强。

  罗辑:对文本我也有看法,我一贯主张,文本应让位给作品。文本再怎么阐释,说明作品是苍白无力的,作品本身就是语言,为什么不能做到让别人看出来?

  方旭东:今天我在做《查村读经》的时候,受到的触动比我想像得要大得多。我一直以为查村的传统意味也许比别的地方要保持得更多,但事实上我错了。我带一群小孩读经,以为通过这样的行为,至少让他们知道中国还有孔子,古代还有四书五经,但从村民的表现看,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已经到了令人伤心的地步。相比之下,当初受中国汉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它们对传统的熟悉与珍爱比我们更甚。由此想到茅小浪还在不遗余力以反传统为己任,这种反差对我触动太大。

  茅小浪:我们争论的焦点是,我为什么要反传统,反什么样的传统,社会所借助的传统文化的腐朽,与知识分子张扬传统的精华,这之间的界限在今天是模糊的,我所要做的是把模糊的界限加以明确。如果不分清这点,刚才有人说重塑社会是虚妄的,继承传统何尝不是虚妄?

  陈宇飞:这次活动我是先接到文案,首先感到的是一种限制,但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原来我处于自由状态,没有任何外来的影响,由于接触到策展人,文本又放在我面前,它迫使我换了个角度来思考文化问题,思考的结果是“重塑”没塑起来,我的情况变成了对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的反思,可能是过了一把学术的瘾,而不太像艺术家了。我的作品拿到查济后,大家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促使我能够从更多的角度来看我的作品。我还是希望艺术家能处在前沿状态,这是一种职业使命感。传统可能只是我这一次面对的问题,一旦我回到自己的位置,我会甩掉这个负担,我想我会更自由。

  张永见:目前艺术界有很多作品比较极端化,比如顾振清策划的一些展览,还有朱昱的作品。我觉得我们的活动温和,人文气息浓,可能是今天到场的艺术家大都是南京和安徽的,这两个地方从全国看,性格比较温一点,可能影响到这次活动,就是手法上看起来不新锐,不超前,不突出,不让美术界震惊,这是我说的优点和缺点,但这可能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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