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日各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30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33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34 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能是有令难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装叛国

   中共武装叛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路事发 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二阶段自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第一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并指挥下一边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以与苏联侵略里应外合。第二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于国难当头之时，“借重”日本的侵略，继续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叛国，扩大叛乱，反扑围剿，直至失败逃亡。

   中共两阶段叛国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苏俄的命令与指挥下，坚持武装叛乱的形式，坚持煽动农村造反，和坚持建立认宗苏俄的苏维埃政权。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紧急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作者按 ── 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中国 ── 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作者按 ── 事实是，苏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了。事实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过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如果这一立论“正确”，则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岂非成了中共在“进攻英国和葡萄牙”？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40 作者按 ── 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俄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在叙述中共这一段武装叛国的历史时，因多少有些为中共“无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资料时，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脚”。但是，当他们批评起被中共后来的领袖所否定了的前领袖王明时，却说：“王明虽然在这些文章里（按：指王明十二篇论证中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的文章）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极端口号…… 41 此可谓“一语露尽天机”。由是，他们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评说：“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42 他们的话，虽然掩盖了中共叛国的鲜明本质，抹去了当时国民对于中共这一叛乱卖国的愤怒指责（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说，已经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