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钺先生的新作《妹是天上伴月星》（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是我所读到的广元本土作家迄今为止最好的长篇小说，至少是最好的长篇之小说一；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至少是青(川)、平(武)、北(川)、广(元)、旺(苍)等川北农村民情民俗民生艺术反映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的出现，使我对广元文学不再悲哀。

    与时下泛滥成灾的贵族化、精英化、商业化、时尚化、低龄化、美女化等写作不同，《妹》的主人公是一群男女农民，其中相当部分是在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分化大冲击里接近“边缘化”的农民，作者本人及家庭均来自农村，农村二十多年来的变化，是自己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加之作者又有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的经验积累，牛刀初试，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写得深刻、深情和深厚。

    顾名思义，作者是把讴歌的重点放在女性方面的。确如此，小说中以慈云鹏为主干而牵涉出的其妻、其妹以及其母等众多女性，性格鲜明，命运多舛，可歌可泣，令人扼腕不已。慈云鹏这个因外貌不像其父而被其父疑为是当年驻村干部的“种”的青年，本有着通过高考上大学的良机，因这个原因而被其父阻断；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敢想敢干，由村干部而乡干部而县干部，在改变大瓦山村农村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通过充满诗情画意的吟诵作文，鸿雁传书而与城市姑娘徐云云喜结良缘，真是天作之合。读至此，我为作者担心，这岂不是才子配佳人美好大团圆的传统套路吗？谁知大喜之后是大悲，大顺之后是大不顺，云鹏因抢救落水儿童而牺牲，徐云云今后该怎么办？人间的星星，只能伴天上的月亮了。

    其妹云凤，是农村重男轻女的陋习的牺牲品，本有着常人羡慕的家庭。其公公是铁匠，全村人尊敬；其夫老实本份，能干会说，夫妻恩爱育下一女，从此噩运不断，受尽歧视。善良的她，为寻求转机，主动与本村小学唯一的公办教师私合，想生出一个如该教师一样“理想”的儿子（这一点尤其真实，笔者曾下乡插队8年，当时的理想就是作一个村小教师）。但好梦难圆，其公公在儿子残废、其妻年老色衰、但丰满有活力的家庭危机中，卑污地奸淫了她——这一点也真实得可怕，川北山区公公“扒灰”时有所闻，至今不能说“烧火”，而要说“逗火”，因“烧火”即公公偷儿媳——后来生下一个不知名分的女儿，且伤病不断，小两口走投无路之中，着魔于迷信，后双双投河而死，哥成了上天的月，妹也成为上天的星了。

    其母则更悲惨。丈夫本是当年叱咤大瓦山村二十多年的支部书记，因不明也不满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财富与权力的再分配面前明显落伍，将被淘汰，以至神经失常。家庭的顶梁柱没了，云鹏母亲境况大不如前。大儿子因脖子上长包，文革中为造反头目，政治前途丧失殆尽，先天的残疾使其不知“性”为何物，文革中风头正劲，尚不能一试云雨，新时期更是屡次不能得手。性饥渴中的他，最后残忍地奸淫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了却“性”意；后又为抢夺钱财杀死了母亲。此时的月，是残月；星，是凄苦的陨星。

    还有一对月与星。云鹏的二哥，先因通奸杀人嫌疑而坐牢，结识狱友竟由此大富。分得上百万元的黄金，良知尚存，双方父老该给的给了，该留的留了，终于远走高飞，以逃避挖金豪赌中输方的追杀及农村仇富惜贫的后患，或许，这一对才符合国人恭喜发财的现实标准吧？这类“伴月之星”，“星之伴月”应该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小说中的四对人物及由此生发出的各种恩怨情仇，真实地再现了新时期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带给人们的冲击与思考。在巨大变化中，个人对幸福与苦难的体会尤其刻骨铭心；而作为诗人的李先钺先生则更加敏感，可以从中读出他对超越大瓦山村之外的整个民族的忧思，也可以读出作者的哲学思考。可贵的是，作者从极具中国特色的描写中，能以理性的眼光，直面民族性格中沉淀出来的人类共性，思索中国农民、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和出路。毫无疑问，小说充满了悲剧气氛，这正是作者先前为诗人的优势，而相比历史和一般的小说，诗歌更接近哲学。诗人写小说应该具备哲学思考，用悲剧的视角而不是喜剧的视角去分析、表现人。悲剧是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经典的悲剧，并不是把人类带到一个虚无的结局，而是用悲剧的形式给人以思考的力量。中华民族近代史以来确确实实是落伍了，“五四”的历史使命远没有完成；广大的农村承受了太多的苦难，百年来落后，愚钝的状况尚无本质的改变，更能折射出生存的饥渴，本能的欲望的种种表现形态。尽管揭开伤口上的疤痕，暴露这些原罪性的挣扎、解剖自己民族是残酷的，但这正是作家神圣的职责。在这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中，一系列人物的生死沉浮、喜怒哀乐、他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向我们追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些什么？能干些什么？我们幸福与灾难的根源在哪里？潘多拉魔盒中还将飞出一些什么来？你无法回避，尽管有时非常痛苦。而这，正是作品思想光芒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也具备了史诗性的意义。通过小说反映历史，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地看，重主干而不重枝叶，以理清历史发展之大线条，如《三国演义》；另一种是从小处入手，柴米油盐的家长里短、个人的琐碎欲望、是非恩怨，悲欢离合，诗意地凸现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小说中人物的一己情感，心理意识与民族整体意识相统一，甚至与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心理意识相沟通，以较少的篇幅熔铸巨大的内容，形象地再现特定阶段的特定历史，《红楼梦》是典范之作。

    《妹是天上伴月星》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史诗性作品”，它与《红楼梦》有很多神似之处，多线条的叙事，真假、主从、实虚两个世界的对照呼应，为苦难深重的女主人公泪流满面，以及风俗史，社会史的意义比比皆是，大瓦山村的社会关系，家庭构成，合合分分，以及云凤死前点名要吃的豆花珍珍饭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缠头巾为代表的服饰文化、以死蛇头及白果树开花、玉石的失而复得为代表的预兆心理文化，清新明快的山歌文化以至四季景色、春种秋收、挖盖头背肥料等等，立体地多维地呈现出川北农村特定阶段的集约性史诗的巨大文化内涵。而对此的反映，势必受到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与影响，势必具备彼时彼地的一系列相关的常识。李先钺先生作为诗人，本可以如某些人所指出的顾城，海子那样拒绝常识，作一个抒情诗人，而不是真正的诗歌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是象歌德、屈原、白居易、杜甫、曹雪芹等这样的常人，伟大的常人。他们知道天上的事（诗人的本能），但作为常人，他们也知道吃喝拉撒睡，知道日出东方，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李先钺先生既是诗人，又是常人，了解大瓦山村的根根底底，相互关系，了解大瓦山村的河流山沟，冷暖丰歉，再用充满诗意的叙述之笔娓娓道来，写出了这部独具川北山乡特色的社会史，风俗史、变革史、地方史。甚至时下大行其道的性描写，在李先钺先生笔下也具备地方史的诗意特色。云凤主动地有所求地与全村唯一的公办教师私通时，心向往之时感受到的“油墨”气息；被公公强暴欲反抗而不能，极端厌恶时感受到的“黄豆粉”气息；云鹏与徐云云两情相悦，性生活时彼此陶醉，感受到的“兰草”气息，以及修房、婚娶、割漆、采金等个性化乡土化的描写，无一不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李先钺先生的作品，就是这样真实深刻地表达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以及对人类情感的探索与反思。而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要素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凸现，正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世界文坛最显著最受重视的特征和潮流。而后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众所周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是儒、佛、道三家。儒家精神是这部小说的主调。尤其是云鹏的学而优、隐忍、仁爱直至后来救人的舍生取义，浸透了作者对儒家传统中向上向善及其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肯定；而大瓦山村庙宇从衰败到香火旺盛，是否蕴含着作者对释家文化在民间的巨大影响的某种寄托？死蛇头终于给慈家带来各种灾难以及不同寻常的几次白果树开花，不正是典型的道家文化神秘一面在农村的似有似无若隐若现？

    南怀瑾先生曾经对这三种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作过形象的比喻：儒家象粮食店，绝不能打倒烧掉，否则便没有饭吃——没有了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内有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可逛可观可买，无人阻拦，但是里面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辈子也可以不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不可。用这番话来比照《妹是天上伴月星》，竟是惊人地契合。

    对此，我曾问过李先钺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多少，有何研究心得。先钺先生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从未系统地研习过。为什么把握得如此准确？我想只能是中国文化的力量太强大了，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坚不摧，任何人无法拒绝，李先钺先生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氛围中，而他有极高的悟性，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作为诗人与作家，有时还会主动去接触它，不知不觉中给表露了出来。

    而大瓦山村的变革，云鹏以及徐云云新时期的新思考新作为，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对谁开放？当然是外来的西方的先进的生产力。这又凸现了西方进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以及某些碰撞。所以，我说《妹是天上伴月星》是一部优秀之作乃至杰出之作，一点也不过份。从它的哲学意义，史诗意义、文化意义、话语意义等方面仔细考察，自会得出这个结论。把它与同题村的其它作品稍加比较，更能感受到它的厚重与繁复。

    当然，作为小说，尤其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可商榷之处也有不少。如主人公云鹏的死，它所昭示的意义何在？而作者对“死法”的处理，稍嫌粗糙，如果能把他的死与其他人，如疯父亲等人联系起来，恐怕冲击力会更大，内涵会更深刻；而其疯父亲的表现，也略显随意，尚未与全书更紧密更合逻辑地融为一体；其妹的死因，如能放在八十年代以来各种文化、各种思潮鱼龙混杂汹涌而入的大背景下来探究与寻找，其多元文化凸现的正反效应会更强烈。

  （四川省青川县委统战部   向明月  邮编  62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