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篇献给那些在夜色中游荡的孩子，特别要献给一个叫芳芳的女孩。
                                           ——题记

一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我不知道这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但它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像我身上从娘胎里带来的胎记，已经渗透到了我的骨髓里。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在一套公寓里，与一个女人在她那张宽大无比的席梦思床上跳着舞。与我跳舞的女人还很年轻。我的意思是说，她其实已经不年轻了，她的眼神里布满了岁月留给她的印记。我叫不出她的名字，也不必知道她的名字；我记不清她的脸，也不想记住她的脸。但我听见了她那河水泛滥般的呻吟，听见了她情欲释放后对我的嘲讽和辱骂。和陌生女人在床上跳舞是我的工作。当然，工作着，就得拿工资。我和陌生女人在床上舞蹈，于我是工作，于她是享受，所以她得付我工资，这是非常公正而公平的。这年头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一定已经猜出了我是干什么的呢。没错，你猜得很对，我是做“先生”的。你当然不会叫我“先生”，你一定会说：“瞧，那个男人是只‘鸭子’，是天底下最不要脸的男妓。”你的目光里满是鄙夷和憎恨。其实你那卫道者的做派对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压根就没有羞耻感。你大可以对自己的孩子大讲特讲唐诗宋词，说它们如何辉煌、如何让国人引以为自豪，但我提醒你别忘了，如果在古代没有妓为这些诗词作传播，那么，唐诗宋词大概早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现代的人恐怕根本就读不到那些优美的诗句了。连中国的文化精髓都要靠妓来发扬光大，我为什么要有羞耻感呢？

    当然，我没有羞耻感的原因有很多。我曾经接了一个客人，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让她兴奋起来并获得了高峰体验。事后，她告诉我，她已十几年没有性高潮了。我用面纸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痕，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想向世界大声宣布：我，欧阳剑，一个“鸭子”，拯救了一个女人，唤醒了一个女人的生命。尽管我在卫道者的眼里是那么低贱，但是我的价值与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那次我没有收她的钱。以后，我每每遇上这种可怜的女人，一切都是免费的。你说，我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能拯救了人，为什么还要感到羞耻呢？如果我感到羞耻，那么我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我不屑做伪君子。对于伪君子，我压根就是嗤之以鼻。有一回我无意之中打开电视，画面上是一个威严的男人在作报告。一看见这张脸，就觉得眼熟。我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搜索这张脸的信息。终于想起来，这张脸曾经出现在这座城市“先生”和“小姐”经常出入的夜总会，在那里，这张脸为了一个“小姐”与一个男人争风吃醋，大动干戈，风度扫地。我看着画面里这张看起来道貌岸然的威严的脸，听着他传教士布道般的慷慨陈词，我狂笑起来，笑得那张脸在我的眼里扭曲成粪坑里蠕动着的蛆，看了都觉得恶心。我为什么要有羞耻感？有羞耻感的应该是电视里的这类人。起码，我向这个世界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我。

    当然，也有人曾经那么想感化我。

    一个秋日的下午，天很高很蓝，秋阳在水中洗过了，很明澈。我的那位当官的大学校友张辉映，我只叫他阿辉，他从良知讲到了道德，从道德讲到了法律，他试图让我迷途知返。但在我看来，他讲的那些，与其在说教育感化我，不如说在卖弄自己的博学。这么年了，他的这种喜欢卖弄的脾性一点也没变。在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话后，我告诉他，这些话还是说给他的下属听吧，讲道德对我没用，在我的眼里，中国的道德就像一个妓女，只要给她钱，就可以任意玩弄，像他这样的官，为了达到符合道德规范的目的，有几个不是通过卑劣的手段达到的。不卑劣他能走到今天吗？讲法律对我同样没用，我已经进了一次“宫”，我知道法律那是怎么回事，我不怕“二进宫”、“三进宫”。他听了，只是淡然一笑，然后沉默了。每每在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候，他都喜欢用模棱两可的沉默来表示，这就是他油滑的一面。不知道他在官场上是不是这样？但我宁愿把他的沉默权当作默认。后来他问我老了怎么办。我说，等到了做不动的那天，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拿去出版，不愁卖不掉。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是时刻把道德挂在嘴上的，他们最想知道在他们看来不讲道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偷窥是他们嘴上不承认、心里却最想做的事。他们太需要偷窃别人的隐私来给平淡无味的生活添加催化剂了。我把我的隐私写出来，不畅销才奇了怪了。其实，我比谁都明白，这一行根本不可能干到老，干个三年五载，就是心里想干，自己的身体也会说对不起了，因为那时阳具将不再昂挺，从外到里都成了阳萎者。但，我从不后悔自己所选择的路！

    我不承认道德，但我承认良心，所以我最讲良心。因为讲良心，所以我进了“宫”；因为讲良心，所以我做了“先生”；因为讲良心，所以我要写出我的经历。

    从那个陌生女人的公寓里出来，正是清晨，太阳刚刚从夜色里探出头来。差点忘了告诉你，不陪客人用早餐是我们的行规。走在行人稀少的路上，睡意像三月的小雨密密地细细地轻轻地绵绵地缓缓而至，我赶紧戴上墨镜。那睡意在墨镜阴郁的色彩里悄然退出。清晨的阳光是没有出尽的汗，一点也不爽利，暧昧的。透过墨镜，我看见了马路两旁蓬头垢面的法国梧桐，看见了空中密织如网的电线，看见了偶然飞过的一群家养的鸽子，看见了这座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凡夫俗子们从我的身旁走过，行色匆匆。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凡夫俗子，是因为他们排斥与他们的眼光、与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们的行为艺术不同的人。他们讲究共性，害怕个性。他们以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总是以卫道者的姿态指责别人是错误的。其实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是最俗陋的瓷器，是最经不起诱惑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害怕打破固有的平衡而达到新的平衡。如果让我在凡夫俗子和行尸走肉之间选择，我宁愿做行尸走肉，事实上，很多时候我自己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讨厌在阳光中看到的这一切，那是因为我讨厌阳光。这阳光，总让我想起几年前的情景，那时我在阳光里打着瞌睡。那束阳光是从一个小窗户射进来的。那扇小窗被铁栅栏分成了六块。窗外是高得几乎要压下来的墙，上面的电网如蜘蛛网那么规则而密匝。阳光翻过高墙，再越过枯草和青草混杂着的草丛，又爬上泛着青灰色的光的冰冷的墙，再穿越一道走廊，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跃到那扇被分成六块的小窗，照射进屋内，最终射在了我的身上。我之所以在阳光里打着瞌睡，是因为我的身体正接受一个男人的鸡奸。那一时刻我的身体和思维都是麻木的，唯有睡眠才能让我知道自己还存在着。但那时我像一个被驯服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一切，我需要以自己的身体换取优越的“宫里”生活，那时我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我吃不起20元一盘的青椒肉片，吃不起15元一盘的麻辣豆腐，也吃不起10元一块的走油肉，我只能吃刷锅水般的免费菜和带着异味的免费米饭和馒头。那个对我施以鸡奸的人，却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我所需要的饭菜的费用，于是我顺从他。从他那里我明白了一条道理，男人的美丽同样是本钱！

    想起那一幕幕，我就会悲伤。但是，这种悲伤是伴着喜悦的，因为它让我知道了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起码还有自己的身体和漂亮的面孔，那本身就是赖以生存的本钱。于我，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我与陌生女人在床上跳着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舞时，虽然没有任何的悲伤，但是这句话勾起了我心灵深处的那种悲伤。这一时刻，我把喜悦给了肉体，而把悲伤给了灵魂。

    但是我没有泪。我从来就不知道眼泪是个什么东西。

二

    我没有眼泪，那是因为我不怕疼痛。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烈火中永生》，那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受刑的场面。同学们看了都在说共产党员的意志如何坚强，有的人还信誓旦旦地表示，长大后，要做江姐、许云峰那样的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反正我没这样想。我想到的是：他们受刑的时候难道不疼吗？我偷了养父的香烟，点上，然后把燃着的那头按在我的大腿上，疼，钻心的疼，我还闻见了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但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闭着眼睛，想象着自己成了电影中的某一个地下工作者，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岿然不动。这么着经历了记不清的次数之后，一切跟肉体相关的疼都不过是被养在身体上的虱子咬了一口，轻描淡写，雁过无声。在监狱里，教官的电棍、牢友的殴打、牢头对我实施的鸡奸等等给我的疼痛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对疼痛的感觉是麻木的。

    我曾经试图寻找自己对于疼痛麻木的根源。在大学里，我确实在这一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有一段时间，我不去上课，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到理论上的说法。很遗憾，我什么也没有找到。可是我并不失望，因为找不到理论，反而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身世是造成我不怕疼痛、不会流泪的根本所在。

    让我告诉你吧，我是一个私生子。我的养父从没有向我隐瞒过这一点。我觉得养父是个很真实的人，他没有用美丽的谎言来掩盖事实的真相，这让我有了很强的承受能力。每当他喝了酒之后，就会骂我是“婊子养的野种”。对于婊子和野种这两个在凡夫俗子们看来带有侮辱性的词，我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从没有觉得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好，它们只能说明我与别人的不同。我确实与别人不同。念中学时，因为打架和早恋，转了三次学校。没有人对我抱有希望，老师说我是人渣，不可救药。但问题是，我居然考上了大学。一位对我恨之入骨的老师得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时，竟发出这样的惊呼：“上帝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公正！”亏他还是个无神论者，居然也会用“上帝”这个词。不过，这是一句多么可爱的感叹，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喜欢挖自己的脚丫子一样。

    养父虽然骂我是野种，仿佛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但我以为，他还是以我为自豪的。要不，他不会在我考上大学那会儿请了两桌酒。我想，与其说他是在祝贺，不如说是在炫耀，或者说是在向凡夫俗子们反击。养父是在我蹲监狱的时候去世的。是那个曾经想感化我的张辉映帮我操办了丧事。在我蹲监狱的时候，养父从来没有来看过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也没流一滴眼泪。我对前来探监的张辉映说：“现在一切都解脱了。阿辉，我告诉你呀，我不是他亲生的。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生子，是只浑身爬满虱子的野狗。” 我这是第一次向一个外人坦白自己的身世。阿辉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大概他以为我肯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而胡言乱语，便说了一气安慰我的话。其实对于“坐宫”我从来就不在乎，“坐宫”就“坐宫”呗，读不了大学就读不了大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对着阿辉笑了笑，说：“我真的是个私生子，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与老爸本来是在一个剧团唱戏的，跟一个唱小生的生下了我，然后就抛下我，跟那个唱小生的跑了。老爸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毁了，连她的照片我也没见过。”阿辉的眼里突然有一星泪光在闪动，我知道他在滋生文学的感动，这种感动随着文字的形成，就会烟消云散的。阿辉把两只手都贴在玻璃上，我的手也贴了上去，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探监的时间到了，他说：“我会常来看你的。”不知为什么，我背过身走向牢房的那一时刻，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教官厉声问我笑什么，我说浑身痒得难受，教官便给了我一个耳光，说是替我杀杀痒，可我笑得更厉害了。因为笑不出眼泪，教官说我在装疯卖傻。那天我吃了教官五个耳光，脸都红肿了，却感觉不到疼。我一直认为，担当改造别人的角色的人，大抵都有施虐的倾向，而被改造者又都有受虐的潜意识，否则就达不到平衡。达不到平衡的人群，还能存在吗？教官的耳光与我的笑声，就是达到平衡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里，我们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出乎意料地思念着我的养父。当捧着饭碗，我想起了养父做的狮子头，还有油炸臭豆腐，还有他每晚咪酒时发出的酒香。当教官们让我挖坑埋砖头，再把砖头刨出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养父给我的耳光，耳边响起他的骂声：野种！跟那婊子一样的野种！当夜晚降临，牢友们花钱去看电视，我一个人蹲在牢房里，透过小窗对着苍茫的夜色发呆，我又想起了养父，想起了他唱的戏。

在牢房里每一个失眠的夜晚，我都能听见一种鬼鬼祟祟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同牢房的那几个小瘪三躲在被子里手淫。在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里，这种声音就像春夜里猫的叫春声，很能催生春情。可是我几乎丧失掉了性的欲望，我讨厌那样的声音就如讨厌人们在吃饭时讨论着大便。这时，养父的唱戏声就会很清晰地飞进我的耳朵里。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养父的唱戏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氛围里出现，甚至连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吐字、每一次换气，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眼前老是晃动着养父的那件戏袍。其实，此时我听到的唱词和看到的戏袍都是毫不相干的。我听到的往往是养父在《甘露寺》里扮乔玄的一段唱，唱词里说的是乔玄劝说孙权和吴国太不要杀刘备的事，听养父说这是马连良最著名的唱段，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晓得马连良是谁，我只晓得京剧里有个男扮女妆的梅兰芳。唱戏声渐渐消失了，可是父亲演戏时穿的那身戏袍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戏袍可不是乔玄穿的，而是西楚霸王项羽穿的。听养父的那些戏友说，养父演的《霸王别姬》很拿手，演虞姬的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在小县城里当时是有名的美人儿。他们说我笑起来时像她，我说我又不是女人。现在想想，我那位母亲的眼睛一定生得很妩媚，专勾男人的魂的，没准养父就是被这双眼睛勾住的。她的眼睛一定是生在了我的脸上，要不，他们怎么说我笑起来像她呢？这种眼睛生在女人的脸上是妩媚，要是生在男人脸上就是淫荡了。有时我讨厌这双眼睛，它让我看起来像个坏人，可它却是我养活自己的本钱。男人喜欢妩媚的女人，女人喜欢淫荡的男人。这是生活告诉我的。

其实我看到的那件戏袍早在我14岁的时候就被养父亲手烧掉了。至今我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烧掉它。烧了就烧了，为什么还要把烧成的灰埋了？

我是在养父烧戏袍的那天，发现养父老的。那天，我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无所事事地打着瞌睡，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了锣鼓声和京胡声，我知道养父和一帮票友又在树阴下面折腾开了。他们的京剧于我真的是毫无意义，他们唱来唱去，我怎么着都觉得是一个调子，有时一个字得拖很长时间，听着都嫌烦。可养父他们就是那么乐此不疲的，除了下雨下雪，天天都这么折腾，有时在树阴下，有时在公园里，有时在巷子的某个天井里。听街坊邻居说，养父先前在小城里唱戏名气挺牛，《霸王别姬》、《铡美案》是他的拿手戏，特别是在《甘露寺》中，他由花脸反串了一把老生，更是轰动一时。后来，剧团解散了，他又没多少文化，只好到工厂当了工人。那边京胡声传了来，养父就唱了起来，没唱几句，声音陡地一变，嗓子仿佛被什么划了一下，接着那边就鸦雀无声，后来京胡又拉开了，还是那调，养父唱的还是那几句，一到先前卡壳的地方便又卡住了。我知道他的嗓子倒了，这意味着他以后再不能唱了。这样反复了好多次后，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养父从家这边走来，低垂着头，步履有点蹒跚，好像生了病似的。我愕然发现养父的双鬓已经斑白，养父老了呀！我奔下楼去，上前扶住他。他一把用力推开我：“野种，给我闪开！”我说：“你骂什么人？好心没得好报。”他瞪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就骂你这个婊子养的野种！”我说：“没老野种，哪有小野种！”他滔滔不绝地骂着进了家门。一进家门就从箱底翻出那件绣着龙的戏袍，抱在怀里，脸埋在戏袍里，呜呜地哭起来。我懒得去劝慰他，由着他在那儿独自流泪好了，自己拿了本书和一包香烟到阳台上去享受阳光。那时候，我喜欢阳光。我不知道养父是什么时候停止哭泣的，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冲到我面前，一把夺走我手中的香烟，就朝楼下的天井里扔去。那大半包香烟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全都散落出来，落在地上横七竖八，像鼻涕虫爬过后留下的痕迹，杂乱无章，却是千丝万缕地连着的。养父说：“老子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可不是让你这么不学好的！”我说：“反正我是野种，学不学好跟你没关系！”养父忽然软了下来，说什么以后再也不会骂我野种了，并拿出钱让我去给他买猪头肉和啤酒。养父脾气暴躁，但有他的优点，那就是说话算话，像个爷们。我们这里的男人与江南和上海的男人很相似，像爷们的少，像娘们的多，大多是些“母男人”。打这以后，他还真的没骂过我野种，我和他安安稳稳地过了一段日子。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校和人打架，被学生家长告到家里来，他又开骂了，只是这次把“野种”改成了“孽种”。我一直以为养父就是“诚信”的代名词，否则，我早就离开他，流浪去了。

我到巷子头上称了一斤猪头肉，买了一扎啤酒。那天晚上，养父就着猪头肉、臭豆腐干，还有中午剩下的一些蔬菜，开始还是一瓶酒分三至四次喝完，到最后三瓶时，就是一仰脖子，咕咚咕咚，那硕大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游动着，不换一口气，一瓶酒就这么下去了，一扎啤酒和一斤猪头肉一扫而光。我知道养父的酒量很大，可从没看见他喝得这么猛。看着他喝酒，我就想，倒嗓对他的打击难道就那么大？唱戏对他就那么重要？喝光一扎啤酒，养老父的脸色一点没变，但话少了不少，眼里有些伤感的东西。后来，他站起身来，到里屋把那件戏袍拿了出来，披在身上。我愕然发现，在夜晚的灯光下，它是那么熠熠生辉，上面的那条用金丝线绣出的金龙呼飞之欲出。如果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它一定是金碧辉煌的，但这种金碧辉煌又是傲视一切的，穿上它的人也就有了一种霸气。它绝对是一件精品！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养父叹着气从身上扒下了它，然后来到天井里，点上了火。我惊叫：“别烧！”养父没有理我，只是用火钳拨弄着它，火便更旺了。火光映出养父的脸和头颅，脸上的皱纹像水波纹似地流动，头发是灰白的，没有一丝的生机。这一瞬间，我意识到养父已经很老了。火光熄灭了，养父完全沉在了黑暗中，他蹲在那堆灰前，一动不动，四周非常静，静得叫人想喊出来。突然间，我听见他像在舞台上唱戏那样长叫一声，然后就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把地上的灰用手一把一把地捧进一只小布袋里，然后出了家门。我跟着他，来到他跟戏友们经常聚会的那棵银杏树下。只见他在地上挖了个坑，把那个装了灰的布袋埋了进去。树下一片黑暗，从人家屋里窜来的几星灯光，只是加重了这黑的颜色。现在我每每回想起这一幕，就会贸然想起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的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可养父并没有成就某种事业，但他依然那么英勇，那么卑贱。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孩子，一个介于成熟与幼稚之间的孩子，一个在夜色中跳舞的孩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