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呈现的总是一种语言事实。无论是它的展开抑或是它的收拢，都无法离开语言这根拐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不仅是诗人写作的手段，而且最根本的则是写作本身，是对写作的点拨与启示。但是，诗歌绝不停留在语言事实之中，它是语言的本质。只有诗，才能拨亮语言黑暗中的灯盏，把语言忠实地引向纯粹，归回其神性的品格。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有一种隔阂一直横梗在诗人对与语言之间，同时又在一往情深地和解二者的关系。为什么语言对诗人来说，既是如此陌生如此阻隔，同时又是如此亲密如此眷恋。对此，诗人和评论家都在刻意地追问和揭示。但似乎这是一个圈套，谁一旦踏入，谁就会落入一种陷阱，终生迷失于此，并且注定在此受难。但是，我们必须推翻这种假设，清除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偏见与误解。正是基于这一动机，我开始注意将诗歌的纯粹问题引向桌面，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并找到最终解决的路子。
 
一、纯粹：诗人的生命吁求。
     诗人一旦介人写作，就必须面向纯粹。我所谈论的纯粹，不是指诗人的态度，或者不是指诗的文本事实，更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描述，而是诗人生命的必然吁求，是生命对崇高与正义的期待。正是在这种生命的吁求与期待之中，包含着诗人特定意义上的生命直觉、生命感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写作冲动和写作意向。但，如一位青年诗人所说：诗歌的纯粹问题是最空泛的问题，要么不谈论它，要么不谈论它的意义。实质上，这里已经表明某种态度，那就是将纯粹同诗歌等同起来，诗歌即是纯粹，纯粹就是诗歌。这里包含着一种良好的愿望：诗歌必须纯粹，诗人必须从纯粹的角度来要求诗歌，或者从诗歌的角度来要求纯粹。但是，这里也包含着一种不可质疑的偏见与误解。就纯诗论纯诗，无异于就大米论大米。如果真是如此简单，那就真是如此空泛。意象派提出诗到意象为止时，某些汉语诗人便相应地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这在本质上都误入了一种自恋境界：强性地将诗人自己的创作风格加派给诗的纯粹精神和由此形成的艺术准则。
 
    事实上，我们并不排除生命对诗意的期待和吁求。“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这是德国天才诗人荷尔德林对生命状态的描述，实标上是对人存在状况的阐释。人的生命本质是诗意的，是纯粹的象征和隐喻。这就从根本上抵御了“诗到意象为止”和“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但是，要阻止现代诗纯粹的语言实验（实际上，目前的中国现代诗，已经丧失了其探索初期的锋芒，表现为一种单纯的语言呻吟，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贫乏与堕落。）必须进一步从现代诗的理论上获取自觉。因为中国新时期的诗歌，是在“探索”的旗帜下，是在恢复“诗本体”和“诗纯粹”的强烈要求中进行的（这是十分正常的，从根本上说，已经赢得了中国现代汉语诗的诗体自觉），所以，本文将立足于从纯粹的角度来展开对诗人与语言的论述。在我看来，所有的诗歌都是活脱脱的语言现实，但这仅就表现出来的文本事实而言。更进一步地讲，真正的诗歌表现的却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存在现实。然而，作为生命现实的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冲动，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感性冲动和神性冲动，感性冲动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形而下冲动或肉体冲动；神性冲动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形而上冲动，宽泛地讲，可以理解为人的价值冲动和人的信仰。可以说，每个人都逃不脱这两种冲动的矛盾纠葛。感性冲动是为了让人获取生命不断要求的更大的自由度，而神性冲动则是要使这种自由本身带着秩序带着信仰进行，或者说是带着必要的锁链进行舞蹈。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感性使命就因为没有任何防洪措施而泛滥成灾，从而造成对人自身的毁灭。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有神性素质冲动，就只能成为面色苍白的宗教徒和鬼气十足的巫师。事实上，神性正是人性的表现，它本身也同感性一样，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诗人和艺术家，尤其是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感性素质和神性素质都是如此深厚，充满光辉，不仅照得自己通体透明，而且也照亮了人类阴暗而荒凉的沙漠。
 
    那么，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承认诗人内在生命的存在状态，而是如何将这种对抗进一步推向深入，从而造成诗人内心生命的激荡，使诗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写作吁求。这里，我将引入诗人特有的直觉方式。柏格森在阐述其直觉主义时，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由此可见，绝对是只能在一种直觉里给予我们的，其余的一切则落入分析的范围。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诗人确实是凭借直觉来造成对物象的凝神观照和细致体味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直觉方式，使诗人的生命体验逐渐形成意向、接受终极必然的激荡或者神圣的授予，从而导致诗写作的纯粹信念，在想象中解除诗人与对象世界和语言之间的隔阂，使诗人的心灵直抵终极必然，实现诗人对纯粹的期待与吁求。
 
二、纯粹，是诗人对终极的逼问。
    实际上，我已经对有关终极的问题有了必要的触及。当然，目前来谈论这一问题并不讨好。从第三代诗人开始，诗歌界一直都笼罩着反形而上学的阴影。不过，硬性的反形而上学，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贫庸、肤浅、语言滥觞，诗歌精神品格的丧失，这就是目前的诗界现实。这一现实，又被第三代人的理论代表周伦佑描述为“白色写作。”实际上这既是对第三代人探索过程的反省，又是对目前诗界贫庸写作的一次总结。

    因此，轮到诗人们严肃思考和严肃探索的时候了。当然，我这里谈论的终极必然，不是指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实践的理性堡垒，也不是指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指接近终极必然的生命存在状况，是诗人写作中的意识向度和语言向度。如果没有对接近终极必然的自觉抉择与信念，诗人的意识，包括诗人的经验、感受、情绪、思辩等内心活力，都只能在诗人的写作中呈现为一种语言的紊乱和盲目。甚至只能表现为一种语言的暴躁，从而导致整个诗结构的危机、散乱或者破碎。不可能表现为一种纯粹，一种从语言到结构到意图的光滑、明晰、澄澈，从而无法实现纯粹的诗，完善的诗意状态。纯粹的诗歌，依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或者只能是诗人通过语言对终极存在的瞬间烛照。正是经历这种瞬间烛照，熔化了语言的硬块，解除了诗的结构危机，达到了诗美学的全息状态。由此可见，终极呈现的不是一种现象或形态，而是诗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迷狂，并且只有在这种迷狂状态之中，才能解除一直骚扰诗人内心深处的钟摆，化解和清洗诗人存在状态意义上的内心淤积。
 
    同时，我所谈论的终极，是一种君临的姿态，一种能直接与上帝通话的可能性，一种诗的崇高品格。当然，我并不排斥导致诗活力的内心激情。相反，我主张对终极追逼的迷狂状态，一种掏空的感受。

    然而，对一首诗的纯粹，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实现来认识。那么，终极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导致了诗歌的纯粹？我想诗人对终极的追明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授予仪式的过程，是终极在此岸的暂时停留，是神性对诗人内心的一次崇高洗礼。诗人此刻正被一种激情或一种幻觉体验所引导，从而保证了诗歌的意识纯粹。正是这种纯粹的意识引导诗人进人想象，并选择语词和意象，布置一个完善的结构，呈现出诗文本身的整体纯粹。由此可见，纯粹的意识导致语言脱胎换骨，并为诗结构的纯粹提供了潜在的保证。为此，诗人开始以慷慨的方式，从感觉的黑暗中抬起头来，一片灿烂的星光正照亮着诗人的一切，使之充满创作的欲望，那些沉睡中的语词和意象重新充满生气与灵性，在诗人的作品中舞蹈，并引诱读者进入他所说的“艺术欢乐”之中。 
三 、写作：语言的纯粹化过程。 
    我们注定要冒着风险来面对语言，或者语言的纯粹。奇怪的是，语言既显示纯粹的品格，又包含着巨大的危险；既是存在的敞亮，又是存在的遮蔽。怎样才能消除语言的危险和遮蔽，怎样才能取得语言的敞亮和诗的特定功能，这就涉及到诗人，或者说是诗人的写作。

    从诗人的角度来说，诗人是依赖感受、体验、领悟获取灵感的，是凭借语言来实现自己的。因此，诗人在这个角度上总会存在着自命不凡的优势，浪漫主义的按照这种逻辑挥霍自己的激情和才气，并因此而伤害诗美。实际上，诗人有时是很被动的，甚至显得脆弱与无奈，即便是伟大的诗人都无法逃此劫数。首先，他必须一直处在探索与求解的路上，须对终极保持一种怀乡般的追明态度，从而接纳神授。其次，诗人是通过语言来进行这种迫明和实现这种神授的，而且人必须经过语言才能对终极命名，才能实现存在敞亮。因此，诗人必须倍受语言之苦，才能获得语言的亲昵。
 
    在谈到诗的语言或纯粹的语言时，布勒东的说法令人深思：“名词，纯精神的无意识活动，人们企图或者口头，或书面，或者用一切其它方式表达思想的实际功能，在完全没有理性的控制下，在摆脱一切美学和道德的影响下，记述思想。”可以认为，布勒东作为超现实主义的代表，确实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向度和纯粹的希望。但仅仅停留在希望的屋面上，或者仅仅在排斥理性与道德上下功夫。“某种程度的不纯必能保持诗的纯”（艾略特语）。事实上，诗的纯粹性并不排斥理性、道德时空观念的限制或必要的时空指定，甚至不否定语言的对抗性、尖锐性和敏感性，当然这里的理性与道德绝不是指客观的凌驾，也不是主观的被动。而是指诗人通过语言一直都在追寻的接近终极的内心必然；这里的时空也不是指客观意义上、自然意义上的时空含义，拥有的正好是原有时空意义的消除，或者通过诗人、阅读者的内心状态对原有时空的意义进行抵奈、阻止、清洗和重铸，使之带上诗人、阅读者自己的审美特征和生命光彩。从而把时空引向主观的描述和主观的解释状态。换一种方式说，将其导引向幻象状态之中。只有这样，诗歌里的时空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技术科学的阴影，回到诗歌语言的纯粹状态之中。在这里，我不想更多地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解释诗歌的语言。或者由此来触及语言的纯粹性。事实上，处在非写作过程中的名词（包括未构成语境的主词、宾词和由此而深化出来的形容词）都是毫无生气的、僵死的，或者说是粗糙无光的。只有在诗人的写作过程中，这些语词、形象才能与诗人的写作意图和内在激情、体验发生新的关系，形成诗人与语言的协作行为，从而消除语词原有的僵死的意义，在新的语言结构中实现新的语言价值。对诗人来说，任何一个词汇、或任何一个语象，都是其追明终极必然的通道和烛光，通过这些语词、意象，可以将诗人内在的体验、激情聚集拢来，为诗人的情感和信念命名，形成诗人内在规划的文本事实；同时，这些语词、意象．又是诗人通往终极必然的一个个陷阱，在诗人完成文本找寻家园的途中，充满意象和语言的暴乱。诗人什么时候制服了这些语词和意象的暴乱，什么时候就取得了作品的纯粹与价值。这时，在文本中呈现的理性和道德状态就是诗人内心的善与信仰，而文本中的时空状态也只是诗人内心显示的语言历程。这里的时空状态既克服了语词对客观时间的阻力和坚硬性，又放纵了诗人内心的体验和由此形成的语言张力。
 
    在我看来，单纯的机械的意象排列和语言实验，不仅不能有助于诗的纯粹，相反会伤害它。固然意象对诗歌是重要的，但意象必须经历选择，没有好的意象选择，就会失去认识的中心，失去审美的聚光点。这就像陈列柜中的宝石，随意地放置，无法达到它需要的最佳视点。沃伦曾经严肃地论述过这一问题：“一个诗人只要不是缺乏头脑，哲学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诗，因为它（哲学）已经进入了他的生命：更确切地说，当事物与思想同样地在引导诗人思维深入的路上时，事物的细节和思想的细节就同样地转化为诗，反对诗中的理论（思想）同反对诗中的词句是一样的；因为字句也是没有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感性特征的符号；而意象只是靠为了回想起和词相脱离了的事物的新关系网而呈现出来的。诗是一种冲淡，一种再塑造，一种原始体验的回声；它本是一种伸手可得的事物的理论的幻想。”由此可见，诗歌的纯粹，绝不是单纯的语言事实，也不是诗人孤零零的想象或一味的滥施情感，而是语言纯粹和诗意纯粹的同时并举。这是说，诗歌纯粹化的实现是通过诗人与语言，诗人与终极双向协作来完成的。一旦这样，诗歌．的纯粹将从整体意义上取得，从意识到语言，从单个的语词到结构，从形式到内容都将进入纯粹化的运作和处置。 

    罗兰·巴尔特在论及结构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文学是从阴间爬上来的俄耳浦斯（orPhrus）。它一路前行，一路知道它在引导着某人（即隐匿其后的现实），它渐地脱离无名的状态，它呼吸着、慢走着。把自身带向清晰和意义。不过一旦语言回头去看它所钟爱的东西时，在它手中除了有名称的意义外，就一无所有了，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僵死的意义。”巴尔特抓住了文学的纯粹化动因，揭示了语言、诗人、终极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选择中，诗人才表明自己的意向；只有在对终极的追逼中，才能同语言发生协作行为，才能将语言最终引向纯粹化境界，才能使诗文本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指诗的结构），从功利到价值，对现象的写真到对意义的索取。否则，语言只能退缩到毫无价值光彩的硬壳中去，变为破碎和僵死的辞藻。 
    一旦赢得这一时刻，诗人的创作之路就已经完全打通。"意识生长进了语言，意识以超验方式进入了语言。诗人意识、经验、情绪、体验都一并通过语词在一定的方向上连结起来，进行协同作战。词汇，特别是名词，总是措手不及向你奔涌而来，使你无法抗拒，你无法听之任之，你唯一的天职就是接纳并且选择。伟大的诗人就是对纷至沓来的词汇有抉择权，他熟悉它们，同时能在这些词汇来临时具有一种敏感的心灵，能紧迫地从容地组织和安排它们，使这些词汇生动起来，从而传达和述说诗人内心的积怨，排解诗人内心的痛苦。诗人在与词汇相遇的重大时刻，便是对终极烛照和命名的时刻，必须牢牢抓住。这时，奔涌而来的词汇形成一种暗码，象一条散漫的光带并置在诗人面前，天才的诗人便能即时地抓住这条光带，并使之带上自己的声音。而贫庸的诗人却总是错过这一时刻，或对这一时刻视而不见，从而停留在语言和写作的表层，导致写作的一再“搁浅”。 

    既然诗歌纯粹性只有在诗人的体验与语言的协作行为中才能实现，既然诗歌的纯粹性只有在诗人通过语言达到对终极的瞬间烛照中才能实现。所以，诗人的创作实际上是对语言和终极必然的双重吁求，诗人只有在唤醒深睡中的词汇和实现了对终极的命名之后，诗人的创作才在最终的意义上通过并取得成功。所似，诗人的自由绝不停留在写作本身的自由上，而且更应该在一种由责任要求而进行的创作行为中享有自由。这种自由才是绝对的和超验的自由，才是被默许的被语言所敞亮的存在意义上的自由。只有在这个时候，语言才能指向纯粹，步入澄澈之境，使你通体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