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卸用文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余杰

　　每读余杰的文字，总让我热血膨胀、激情万丈，人生为文，若不能写些像他那样“火与冰”的文字，纵使不是一种耻辱，也是一种无聊。我绝对不能再这么无聊下去了，因为正像此君说得那样：这世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就是文字垃圾。

　　自从认识余杰、摩罗、谢有顺、王开岭等新青年作家的文字后，我才对自己以往的写作产生了怀疑与质问，才开始有了写作上的恐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远离诗歌、远离抒情散文了，我已不再向青妇刊物投稿，曾以在那上面发过一篇小文的喜悦心情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继而，我转入了抽屉文学的创作，整整历经四个年头，方有了今天这部《独醒的灯》。只所以起这个名字，主要是受爱国诗人屈原那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诗的影响；尽管我达不到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可我仍愿向这片“圣土”靠拢，至少也要靠近，毕竟古人劝告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纵使我不能做出像先贤一样的伟大业绩，我也愿意像先辈一样用微弱的灯光去为后来人照亮前进的路，也愿意像诸多“精神战士”一样做一只夜莺去鞭挞世间一切的黑暗与丑恶。

　　这林林总总的几十篇文章，大多都是在漆黑的夜晚完成的，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方能找回自己那颗纯净的心与放飞的灵魂。走进社会这个大染缸，很少人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地步；我也是，尤其像我心灵这么敏感与脆弱的人，更容易受到熏染与伤害。许多时候，我也总面临着经受不住邪恶威胁、抵制不住丑习诱惑的的危险；是文字与爱，给了我温暖与力量，让我有信心有毅力去战胜内心的怯懦与鄙陋，战胜外界的腐化与侵蚀。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越是高尚，就越不幸福。”闻听此言，总令我心痛不已，难道多年来自己一直过着不如意的生活就是因为太高尚了吗？我想是的，尽管我的思想还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可我的心灵是高尚的。不论是在爱情还是事业上，我都保持着一颗纯净、自由的心去爱去做，可现实回报予我的，往往不是伤害就是嘲弄。难怪作家摩罗写出一本叫《因幸福而哭泣》的书来？看来，他同我一样也是一直生活的不如意，稍微得到别人的一点安慰或同情，便幸福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像白岩松一样，我也一直“痛并快乐着”。虽然现实的生活并没有给予我多大的惊喜与恩赐，可理想的光芒与希望的灯盏总让我自寻其乐。正像台湾畅销作家吴淡如说得那样：“如果你自己不快乐，没有什么能让你真正的快乐！”在爱与痛边缘生活着的人，注定要比别人感情丰富、思想矛盾、意志坚强，诸如歌手王菲、北大怪才余杰、少年作家郭敬明……很多时候我总在抱怨生活给予我的磨难太多，抱怨上天的不公与命运的捉弄，是牧师让我懂得了“人比神伟大，因为神不懂得痛苦”。难怪无数过来人不断地告诫我们“磨难是最好的学校”！别说生活尽是灰色，别说社会太多丑恶，别说现实一展无途，别说幸福只是传说……心若在梦就在，“人生就是不断的等待与希望”，看人家大仲马讲得多好呀！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相信明天会美好起来的！因为“世界之所以有了我们，是因为它需要更美”啊！

　　吴洪森先生在给罗摩作序时写道：“创造比批判更重要。”这话或许有道理，却不是事实。试想：在如今思想混乱、人心不古的时代，在面对诸多丑陋、黑暗、邪恶的时候，你不去批判，何来的创造呢？在我看来，文学不管是一面镜子“任意呈显现实的真实面目”，还是一缕束光“照亮前进的路、温暖人的心灵”，也总比是一只“传播筒”强得多。作为文人太难了，尤其作一名良知的文人更为不易；尽管现实的车轮早已把我儿时天真、美好的“文学梦”碾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尽管文学在世人心中早已不再神圣不再荣耀，可我仍不能放下手中的笔，仍不能丢弃自己内心对文学的敬仰与崇景。一来现实有太多的阴暗与邪恶还等着我们去鞭挞，二来能拯救我失落灵魂的东西只有文字呀！正像先哲们激励的那样：“再微弱的光，也是刺向黑暗的剑！”这是我在文学上坚持不懈、甘愿做一只夜莺的主要精神支柱。

　　《中国农民调查》与《往事并不如烟》，是今年里我最为看好的两本书，前者记录了当今农村社会的真实面目，后者讲述了建国初期的政治风云与秘闻。我省的《大河报》曾特意以连载的形式给予了转载，令人遗憾的是只载了几个章节便不再载了，原因是接上级通知停止转载。这让我意识到如今尽管身处太平岁月、“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可我们的语境还是有限制的；任何执政者都不会让其子民真正地自由言说、思想解放、当家做主，君不见“统一思想”的口号自始至终在社会各阶层都没有停止过吗？作为文人，肩负着拯救与启蒙的使命，我们的立场不能动摇：要勇于为人民鼓吹、呐喊，为弱势群体说话。

    如今的思想潮流比较混乱，多种主义与价值观交杂在一起，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我个人认为，身为一名文人，是不该有什么阶级立场的，这样方能体现出为文的客观与公正。像许多有良知的学者一样，我也认为“真实比美”更重要。可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敢说真话实话的呢？尽管我不可能做到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一样那么勇敢、无畏、坦诚，可也要尽自己最大的语境氛围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心里话。“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这就是责任的全部意义。”我想我只所无可救药地爱上写作，就是出于此因吧！

　　在爱情上，我一直对顾城与英儿的恋情十分的崇景，主要缘于受一本《灵魂之路》顾城传记的影响，以致于我曾撰文写过对英儿－－麦琪的好评。可是自从在网上看过麦琪的《爱情伊妹儿》及《魂断激流岛》后，我对她的鄙视与厌恶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竟然在书中推翻了以前自己的所有行为，不承认与顾城的恋爱！无怪乎有位网友愤恼地说：“《魂断激流岛》是骗人的，《爱情伊妹儿》更是虚伪的。李英破坏了两个家庭是不容置疑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谎言是持久不了的，李英是永遭唾弃的！”同时，对于麦琪所说的她的恋人“刘大诗人”，我也是深表厌恶与唾弃：那个家伙也太假了，又想有情人，又不想承认，好可恶，肯定也属于自古以为人们所贬斥的“无行文人”之流！有时我总在猜想：麦琪为何会看上一个比自己年龄大许多且是个秃顶的“老诗人”呢？论才华，北京比“刘诗人”出名的作家多的是；论长相，更不用说了，随便拉出一个唱戏的都比他强三分！如果这样的人麦琪也说自己是真心爱他的话，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其实回想想当初她是怎么进《诗刊》社的，人们就应该明白：麦琪爱的是“刘诗人”的权力与门路呀！

　　不错，正像有位网友所说：“在李英看来，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爱情对于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确实如此，自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曾出现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如妲妃、貂婵、杨玉环等等，不过，最起码人家都有以“为天下黎民”着想的借口，而麦琪却堕落到为一己私利便践踏爱情的地步。当然，现实是残酷的，许多神圣的爱情一踏进来便消失无踪了；但是，身为一个女人，最起码的廉耻、羞辱心是应该有的。在这里，我十分敬佩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妻子，尽管她最后也出现了婚外恋，可人家毕竟有个底线：只谈精神，不谈肉欲。这样的女子，虽然说起来有点浅薄，却是值得尊重的。

　　“爱、美与自由”是伟大诗人徐志摩终生的不懈追求，我也愿意像他一样为爱而歌，为美而赞，为自由而鼓吹！正如聂鲁达在《太阳颂歌》中说：“过去我不了解太阳，那时我过的是冬天……”而今春天已来临过，正值炎炎夏季，我们应该要像太阳一样趁着年轻为人类供献自身的光与热！我愿意做一只夜莺，永远停息在黑夜寂寞的枝头，尽情地为受苦受难的人们吟唱；我愿意做一只夜莺，尽管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却一定是真实的；我愿意做一只夜莺，用我的心、我的爱、我的笔、我的泪生生不息地为人民群众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这本书能够得以出版，多谢我的老朋友王改昌，还要感谢为此书作序的《大河报》首席评论员盛大林老师及《百姓视点》报的记者郑长春兄弟。关于此书的内容，有些人也许会说“太过偏激了”！这是事实，但我不认为“偏激”是一种过错；在我看来，“偏激”比“圆滑”、“老练”、“世故”更值得提倡。我从不强求自己的文字达到什么“完美无缺”的境地，我也很少有写完后修改原文的习惯，因为我一直想为“真实”而写作，我不愿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与意思，哪怕它是偏激甚至是错误的。
　　“为了祖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为了亲人的期盼，生命的辉煌；必须还得走这条不归路，在浑浊的世界作一盏独醒的灯。”我愿如我诗中所言的那样“作一盏独醒的灯”，为后来者照亮前进的路！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