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N种生活》蜚声文坛并引起广泛关注的葛红兵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力作《沙床》，意料之中地引起强烈反响和争鸣。说意料之中，是因为两年前的《我的N种生活》，就被称为是葛红兵“精神的自传”。是“对自我灵魂的无情撕裂，对苦难记忆的深情回眸，对历史命运的独特反思，对生存意义的无限追问，构成了葛红兵写作这本书的潜在动机。”（洪治刚语）“这是一颗敏感不安的灵魂的自我剖示，展露了幽暗复杂的精神图景，释放出强烈的冲击力和生命痛苦挣扎所产生的丰富能量。抉心自食，痛何如哉。”（张新颖语）在这些肯定性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评论者们关注到的只是葛红兵对个体生命的审视和灵魂的拷问，而忽视了文本中潜在的或者说是隐形的由个体生命的审视到人类生命的解读，由个体生命苦难灵魂的拷问到对人类灵魂苦难的诉求的延展。实际上，正是这种延展才催生出了《沙床》。从《沙床》的表层看，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故事的本身，都极容易让人联想到《我的N种生活》，特别是葛红兵本人。

　　于是便有了什么“美男作家”的“身体写作”等等误读。其实，《沙床》并不是简单讲述“一名青年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多名恋人之间复杂的情欲故事”(见书的封底)，而是展示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生命的诠释和人类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表现了作者所关注的知识分子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悲剧角色的群体在当下生存状态中新的生命苦难和灵魂的诉求、挣扎。它以其难得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浓烈的悲剧氛围、冷静而残酷的自我审视、拷问，以及对青春的生命与生命的青春价值的归宿的追问与关怀、对人类灵魂苦难灵魂的智慧书写，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小说中的佳构，并为当代小说创造了另一范式学者小说。

　　我们知道，从总体而言，文学创作只有两种书写类型：一种是经验型书写，一种是智慧型书写；文学的主题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存，一种是生命。两种书写类型和两种主题类型并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两条平行线，从文学产生之初一直伸向文学遥远的未来。　　

　　经验型书写凭借的是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智慧型的书写凭借的是对人以及人类生命的思考。经验型的书写大都以自己的经验或经历展示人及人类的生存状态，而智慧型的书写则以自己对人及人类生命的深刻洞察来表现人及人类的生命状态。这不是简单的再现或表现。经验型的书写可以造就出历史巨著，如高尔基的三部曲、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智慧型的书写则可造就出文学意义上的巨著，如赫尔曼·海塞的《荒原狼》、卡夫卡的《变形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二者之中，无论对人、对人类，还是对文学自身，更有价值和魅力的是后者。因为后者已经从经验、经历以及表浅的生活感悟之中超越出来，上升到人性和人类的高度，它不仅关注生命存在的实际状态，更关注于人类生命的本真形态。特别是那种穿透生命生存的表相，进入到人及人类生命的幽暗隧道，揭示和表现人类灵魂苦难的智慧书写，才是一种伟大并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真正的文学书写。无疑，《沙床》正是具有这种品格的作品。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大学教授”职衔的成功知识分子。可以说，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被称为当今精英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精英，他的生存并没有发生任何危机，系里的考核、竞聘可以让王学远、李原意、董从文们如坐针毡，甚至如王学远在当选为下岗对象时当场昏将过去。这种残酷的竞争对“我”而言却是一次名优产品展示会，或者说是才学的盛宴。“我”的生存状况和环境都让人生羡甚至嫉妒，既没有当年刘震云《一地鸡毛》中城市知识小职员生存的尬尴，也没有当年江灏的《纸床》中，在住房申请书叠成的纸床上安放了女儿的骨灰，才使“女儿到阴间，才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张床”的绝望和令人泣下的心酸和痛楚。虽然“我”多次重复“我是乡下人”，但“我”并没真正经历和品味过农民在物质上的苦难。“我”的生存绝不存在来源于物质层面上苦难基因。在精神和情感生活状态上，“我”同样是富足者，“我”与Anna、罗筱、张晓闽、裴紫的斑斓多姿的情爱、性爱关系，充满着浓烈的浪漫气息。

　　“我”对Anna的深情，对罗筱的痴迷、对张晓闽的挚爱，对裴紫的深恋，既有情爱的深挚永恒，又有性爱的激情和喷发，可谓阅尽了人间情性之春色。而且这些女性也以同样的深清、痴迷、挚爱和依恋回报于“我”，没有情人间的纷争带给人的烦恼，没有责任的强迫施予给人的沉重压力，也没有社会生存环境对人的挤轧。“我”生活在一个想爱就可以爱，想做爱就可以做爱，想放纵就可以放纵的自由的性爱环境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生活在幸福之中。因为，幸福和满足在本质是人的一种感觉。在叙述者“我”的这种足以让人羡慕、极易让人产生“须仰视才见”的威压感和想像力的身份和生活背后，却埋藏着一个忧伤、脆弱的苦难灵魂，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秘密的探寻和追问。

　　我们知道，人类真正的苦难不是物质上的，不是生存状态上的，而是精神和灵魂深处的，这是人类的最大苦难。而感受到这种苦难并且承担这种苦难，并在这种苦难之中经历普罗米修斯式的毁灭，俄狄浦斯王的挣扎与绝望，才是真正的大悲剧。正因如此，悲剧才成为悲剧的悲剧。《沙床》中的苦难和悲剧不仅来源“我”童年时对苦难的顿悟，还来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独特认知：“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被莫名的伤感击倒。伤感一来就没法控制。它不是失望、不高兴；失望了，不高兴了，都是有原因的，伤感是没有原因的，你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伤感而已。仿佛在为整个人类承担什么似的，一下子伤感就来了，这时候你不是觉得你自己没有希望，而是觉得整个人类压根儿就没有希望，‘全部都是如此，永远如此’，你对自己说，这样说的时候，你无法自控地坠落下去了。自从祖母、大哥死后，这种伤感的情绪就一直纠缠着我，时时会不邀自来，把我带进深深的黑暗的峡谷。大哥和祖母的离世结束了我的青年时代，亲眼看着你爱的人死去，你还怎能像少年一样面对时间，面对宇宙万物了？时间永存，万物永恒，只有生命短暂。这是青春的结束语。所有的青春都是这样被意识打上了句号的。我也不例外。

　　死亡等候在所有人的前方，先是我的祖父，接着是我的祖母，他们先我遇到了它，和它一起走了。然后呢？是我的大哥，像祖父和祖母一样，他被肝病悄没声息地带走了。躺在病床上，像一截枯枝，我亲眼看着他慢慢地慢慢地停止了呼吸，他虚弱到和我们告别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只是哀伤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哭泣。每每想到这些，如果是早晨，我就不愿意起床，日日奔波，也不过是为生命划上一个匆忙的句号而已，何不就这样让生命流逝，或者，它能流逝得悠闲一些呢！沉沦在这样的流逝之中，而且是孤独地体验着这样的流逝，谁能不感伤呢？”　

　　对死亡的描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是时髦话题，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的描写构成了当代小说死亡意识的核心。这些在方方、余华、格非、洪峰的作品中都曾多次出现过。但是，与上述作家们不同的是，葛红兵关注到的不是死亡的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而是死亡的必然性。其中还有出于对生命的深深眷恋而产生出来的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是潜意识的，是属于生命本能的层面上的。这使他在预知到死亡的必然来临的前提下，既敢于面对死亡，同时又本能的回避和试图逃避死亡：“那年我26岁的大哥因为肝纤维化病故，死亡第一次具体地走到了我的身边，它似乎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我是说，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正主宰着我的命运，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过程会有多长，有多重，但是，我知道我的结果，这个结果通过大哥的死已经暗示出来了。我的主已经暗示了我，我不能假装不知道我不可能给任何人幸福，更不能给我爱的人幸福。”因此，在对于死亡的观念上，我们既能看见古希腊命运观的影像，又可以感受到海德格尔以及尼采的影子，但是，这些仅仅是影像或影子而已。因为，在小说中，葛红兵已经实现了一种异质观念的本土转换，并置入了自己对死亡的感受和对生命的探寻和认识。因此，当死亡真的来临时，他能以一种冷静和坦然面对死亡，并产生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强烈愿望“我不知道如何平息自己的绝望情绪，这样的生活不能再持续了，没有人能在死亡中生存，我身体的某些部位已经死了，我的死正走在赶来的路上，这样的生活难道符合上帝的意旨吗？假如我主知道我们生着仅仅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死，他会对我们做什么呢？他会什么也不做，他会允许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物。这种绝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我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死总会来，对此我无能为力，我既不能使它更好也不能使它更坏，我能做的是等待，让它在等待中来临，让它从预感变成现实，让它从冥冥之中的潜行者变成滔滔狂波。当然，等待不会顺利，我必须为等待做点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能为你做出决断，所有的决断都得由你做出，你自己得为你自己负责，现在是看你自己如何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了，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如果你有真正的决心，你可以完成了，让生命完成，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完成了的人。自己给自己划上句号，这是最重要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了。要知道，什么事情比你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更重要呢？”　　

　　没有比知道死亡将不可改变地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更让人恐惧和绝望，也没有在死亡将至一切都不可改变之时对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渴望更深刻和强烈。这种矛盾不仅出于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存在下去的渴望，还出于人类生命力的本质，这是人类这个自然之子生命力的张显和毁灭，在此，葛红兵不仅超越了以往作家对死亡意识的思考和描述，而且还切入到了人类灵魂深处，揭示了人类灵魂深处的真正苦难。
    不仅如此，在表达自己的死亡观念和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时，葛红兵还展示了人对恐惧以及死亡本身的质疑和对生命秘密的强烈的探寻和追问。有意味的是，这种探寻与追问并不通过其它途径，而是与性爱融合在一起的，从而使追问回到了生命诞生的本体。这种思考和认识在当代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沙床》中的性爱描写是争议最大和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我以为，这些诗意的描写和披露，确实构成了小说的卖点和看点，但这并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而是展示“我”的心灵苦难的舞台并与“我”的心灵苦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某种程度上，性爱不但能把人的生命本质具体化，同时也是人的生命力的最佳表现形式，性爱过程为人张扬自己的生命力提供了最佳配置的舞台。因此，古代的生殖崇拜在传达人类繁衍意识的同时，也是传达出人类对生命力的赞美。但是《沙床》中的性爱并不是作者为张扬生命力而设置的舞台，它既是悲悯心灵的痛苦的栖居之地，又是情爱的载体，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命力之源的探索与思考的路径，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性爱活动的本身。“我看见她每一处都在颤抖，都在深深的孤独和惊恐中渴望某种归宿。那种孤独和惊恐来自地心深处，来自某个不为人类所控制的深渊。在这个世界浮华与奢侈之外，它们是隐秘的，有着另外的源泉，现在，我来到了这个隐秘的中心，在它的颤抖和震惊中，我感到了最深最深的悸动。”显然，在这里，性爱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成为一种思考探寻人类命运和生命现象的秘密的过程和载体。正因如此，在与裴紫第二次相见本应热火朝天地做爱时，我却没有了任何欲望。这不仅是情爱的意义在“我”的心中已经远远超过了性爱本身，还在于裴紫对“我”的爱使他再一次陷入了迷惘、虚无甚至罪感之中。　　

　　因此，小说中的每一次做爱都是“我”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过程，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理性的探寻和思考与非理性生命意义上情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小说性爱描写的独特景观。有意味的是，当“我”失去探索的勇气，处于价值虚无状态时，做爱便不会发生。在这一点上，葛红兵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明显的差异。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性爱只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它不能救赎任何人，只能使人以激情开始以冷却结束，因而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而什么也不能生长的“沙床”同样冷酷而带有悲剧色彩，但它是一个救赎灵魂以及探寻灵魂和生命秘密的实验室，没有这种性爱，这种探寻就无法进行。尽管小说在纯粹的身体探索中不但没有发现生命的隐秘，反而加重了“我”对死亡的恐惧，但是，“我”和裴紫最终在纯洁的情怀中相拥“睡去”，把生命结束在探寻的过程之中，却令人震撼。

　　总之，在《沙床》中，葛红兵正是把“我”置于这样的生命处境：一面是富贵与荣华、奢靡与自得、对青春生命力的极度张扬和消费，一面是对生命追问、对未知世界的迷惑、对终将来临的死亡的恐惧。特别是，这种追问、迷惑与恐惧并不是自我个体生命，而是指涉于整个人类。二者的交织与龃龉构成了小说特有的想像空间和情感空间。生存的物质状态的自足和情感生活状态的自由，更深刻地凸现了“我”的灵魂苦难和不自由。它是画布上的底色，是为主体而刻意陈设的；它是阴森的灵堂，是为追悼苦难的灵魂的精心布置的；它是当下已经物质苦难却面临着心灵苦难的人类灵魂的镜像。

　　樊星在评论《沙床》时说：“《沙床》表现了“狂欢”和“狂欢”后怀疑，“狂欢”是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表现了“狂欢”后的迷惘和失落——“狂欢”，以及“狂欢”后的怀疑——这两个主题在书中交叉出现，使得这个小说与时下流行化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我以为，在一般的小说中，这种矛盾通常是作家刻意或精心设计的，因此，大都有着清晰的发展和解决的途径。而《沙床》中的矛盾、虚无、迷惘、挣扎、探寻并不是作家在艺术的精心设计，因为它更加切近于人类心灵的真实状态，或者说，葛红兵实现了向人类难于言说的心灵的回归。
    值得指出的是，葛红兵的死亡意识以及对人类灵魂苦难的关注是与他的原罪意识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忏悔精神交织在一起的，它使小说具有了人性深度和现代批判意味。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格建中构缺乏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因此，我们随时都能听到对社会对他人无边无际的谴责，却很少听见有人对自己的反省和忏悔，以至于“每日三省”成为一种理想境界。对此，朱鲁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中呼吁：“21世纪，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的原罪意识，自觉地、勇敢地背负起自己应该背负的十字架。

　　只有原罪意识，才能最终帮助我们走出世俗的沉沦状态而走向超越，斩断伴随我们几千年的“夭折的宿命”，而重建我们的原罪意识，首要的工作是复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然而，对葛红兵来说，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格中罕见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却贯穿在他几乎全部的创作之中。因此，“祈求绝望背后的安慰，收集自卑深处的自信，洗出污秽里的洁白花，穿着虚伪之衣的真诚，血肉横飞的自剖，现身说法的忏悔，混合了恐惧与惊喜，交织着上升和坠落，凄厉粗糙的狂舞，逼近吉凶叵测的文字的极限。”（郜元宝语）的《我的N种生活》被称为当代的《忏悔录》。

　　在《沙床》中，葛红兵的原罪意识直接指向了苦难、死亡的源泉人之生。“我有三个女人/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一个是母亲……姐姐，我的姐姐代表苦难/妹妹，我的妹妹代表悲伤/母亲，我的母亲，她是灾难的源泉……在黑暗的幽冥之上/我和我的姐姐，妹妹，母亲在一起。”与苦难、悲伤以及灾难的源泉同生同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苦难和悲伤对灵魂的浸渍，尤其是对“母亲”的“灾难的源泉”的认识，具有原创性和想像力。如果说卡尔德隆的：“人所犯最大的罪/就是他出生出世”注意到了死亡的本体对人的生命的消解的话，葛红兵的死亡意识则追寻到了死亡的根源，从而激发出了他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

　　当初亚当夏娃在偷吃禁果，看清善恶知道羞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掩盖”（用无花果的叶子作裙子）而不是忏悔，终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从而他们不得不面对和品尝人生的全部苦难和不得不接受死亡的命运。而《沙床》中的“我”来到世上，目睹了死亡的残酷和不可抗拒的事实后，原罪意识在他的心中复活，在试图摆脱死亡的恐惧和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同时，开始了灵魂深处的忏悔。正是这种忏悔意识使“我”在知道被裴紫误解后，不但没有怪她，反而忏悔自己的“可耻”，并且出于救赎意识，马上给裴紫写信。
    有意味的是，这封信同样充满着忏悔和自我灵魂的拷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有谁会那么仇恨我呢？只有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才会把这种恨持续下去，我要和这种恨生活一辈子了……我对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喜欢的，甚至是痛恨的，但是，我不能摆脱，我常常对自己说，我要回到乡下去，我是个乡下人，只有在乡下才感到安全。……在这里，我非常虚弱……那个晚上，我匆匆从你身边离开，就是听到了这种虚弱的叫声，我没有力量……如今我渴望的是怜悯，对万事万物的深深的怜悯，这种怜悯比爱，尤其是爱情更高贵的感情……你脸上淡淡的红晕和温热，从你深深处涌动出来的颤栗，你低眉的神态。我知道这不是爱，那是我不能奢望的。

　　如果你能把它理解成一种怜悯，一个路人对另一个路人的怜悯，那就非常好了。这种怜悯是我所渴望的，它没有什么理由，如果说有理由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来自于同一种感情”。也是这种原罪意识，使裴紫回到“我”的身边时，并没有干柴烈火的事情发生，而是与裴紫保持着一种没有欲望的宗教般的圣洁关系。当裴紫第二次出走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圣洁和禁欲伤害了裴紫，因为，裴紫不需要这种宗教般的圣洁和禁欲，她是一个承受过死亡打击追求肉体上的性爱和精神上的情爱的女人，她需要爱，需要火一样的爱。于是，“我”毅然给裴紫写信，求她回来。

　　在小说中，我们还发现，作为一个现世中的人，虽然“我”具有原罪意识，但并没有彻底隔绝与现世的联系，不能不面对各种诱惑，尤其是来自于另一颗心灵或肉体的情爱或性爱，这就使“我”陷入更深的虚无、迷惘乃至罪感之中。如“我”在忏悔的同时，灵魂深处涌动着和裴紫同样的欲望同样和爱。这也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明人摆脱原罪是多么的难――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不断犯罪和不断忏悔恶性循环之中。

　　此外，更加可贵的是，葛红兵不仅自己具有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同时，他还试图用自己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的张显和表达，呼唤整个中国文化和人格乃至人类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这使他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超越了个体生命经验，上升到人类灵魂的自我救赎和自我完善的现代高度。

　　葛红兵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一方面导源于他的博学，另一方面来源于作为时代精英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承当意识，来源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和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才能理解《沙床》，才能理解“我”与张晓闽、裴紫、苏筱的诗一样的情爱生活：这是一个精神的伊甸园，一个当代亚当和夏娃们栖居的乐园，他们是在受到人生的全部苦难包括死亡的洗礼后，在感受到了人类苦难灵魂之后，在良知的救赎下对精神伊甸园的回归。为了不再让自己和人类再品尝苦难，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忏悔。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救赎人类苦难的灵魂：“你们应该彼此相爱，……爱上帝的人民。我们并不因为自己来到了这里，关在这个院子里，因此就比世俗的人们神圣些，正相反，凡是来到这里的人，正因为他来到这里，就已经自己意识到它比所有世俗的人们，比地上的一切人都坏些；一个修士以后住在这个院子里越久就应该越加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只有当他意识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坏，而且应该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面前为人类的一切罪恶—不管是全体的或是个人的罪恶负责，那时我们才算达到了隐修的目的。因为你们要知道，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负责，也是因为个人本来就应当为世上的一切人和每一个人负责。这种认识不只是修道的人，而且也是世上一切人生活道路的终极目标。因为修士不是特殊的人，而不过是世上一切人应该做的那种人。惟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才得到了感动，滋生了广博无垠、充塞天地、不知唇足的爱。那时候你们每个人就会有力量用爱获得全世界，用泪洗净全世界的罪恶……你们每个人应该省察自己的内心，不断自行忏悔，不要怕自己的罪恶，即使已经察觉了以后，也不要怕，只要有忏悔心就行……你们应该这样祈祷：主，救一切无人替他们祈祷的人吧，甚至也救救那些不愿向你祈祷的人们。”小说引述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这段话把葛红兵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曲折但完整地表达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葛红兵是当代作家中最具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的作家。他不仅以自己的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照亮了人类的灵魂和理想的征程，也成为中国文学并不缺乏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的佐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使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刘川鄂在评论小说《沙床》时指出说：“葛红兵是一位有深刻思想的学者，《沙床》是一本认真的小说，也是一本诗化的小说。作者希望在身体的内部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他在探讨身体哲学，而决不是有些批评家说的“叫春”、“脱衣服”之类的小说。这是一部优秀的知识分子小说。”
    的确，作为一部学者小说，小说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睿智深邃的目光和思想，但是，作为学者的智慧书写，他并没想而给人精神上的威压和重负，相反，他用清灵明澈的诗化语言把自己沉甸甸的思想化解成秋夜的凉风，忧而不怨，伤而不痛。同时，这种空灵清澈的文字以及由些造成的伤感的话语氛围，又从另一方面辉映了作品的苦难命题，如同一泓清澈如镜的湖水，映出了两岸山色，也透出自己的本相。小说中对性爱过程的诗意描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对性爱本义的回归。特别是小说中双目失明的小女孩以及反复出现的猫，都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时隐时现的猫是人类苦难心灵的镜像，从它的孤独、流浪的身影上，人类看见了自己流浪着的灵魂的面影。从小说艺术而言，这些形象使小说具有明显的象征色彩，使小说的叙述充满了弹性和张力，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想像力，给人以强烈鲜明的艺术美感，它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葛红兵是一个具有现代艺术观念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