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被历史记住的小人物寥寥无几，而李昌平很可能是其中一个。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李昌平”三个字，瞬间就冒出近2000篇关于他的报道和评论。他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写了那封著名的给朱镕基总理的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最近，他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翔实的数据，写出一本力作《我向总理说实话》。认真读完这本书的人，无不大恸。
    “这是一本让人坐卧不宁的书。倘若不是预先就知道作者是谁，我是不大可能去读它的，因为它离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经验太远。但我读了，一口气读完了，读得坐卧不宁。”一位读者在报纸上撰文形容自己的感受。
    一位离休老干部尚未读完，已经潸然泪下。老伴儿告诉儿子：“你爸爸这辈子都没有流过眼泪！”
    作家吴思在读完后，将李昌平与海瑞做了比较：“从优势方面说，海瑞的主要武器只是一根道德鞭子，即便舞得山响，触及的仍是皮毛。而四百多年之后的李昌平则装备了中西结合的轻重武器，他可以挖出体制上的根子，提出脱胎换骨的改革建议……”
    学者丁东说：“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些焦点人物。如果说，梁漱溟、彭德怀曾经是50年代的焦点人物，那么，李昌平和他的书里提到的董阳、夏一松，就是当今中国的焦点人物。他们的命运，高度地浓缩了中国社会的矛盾。”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为这本书作序称：“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

    “我们欠农民太多！”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8 点，记者在北京与李昌平见面，他刚从印度访问回来。

　　他写了那封引发大地震的信后，从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出走，到南方找工作。但被荆州某些人“追剿”，又失业了。他漂泊到北京，碰到《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两人一见如故。温铁军说，我这里正好缺人，到我这里来研究农村问题吧！

　　现在李昌平把对农民疾苦的同情全融入编辑工作中。他准备和一帮志愿者搞农民网站，搞农民培训基地，他得到了国内外朋友的支持。他写文章批评关于农村应该实行股田制的观点，他是无可争议的农民问题专家。

　　种粮能手说：打死也不种田了

　　李昌平出生在湖北监利县一个非常穷的农民家庭，小时亲眼目睹了亲人没钱治病，活活病死的场景。于是他立志要为农民做事情。他读书成绩优秀，考上大学后多次有跳出农村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他发誓不离开农村。

　　李昌平的外表看起来聪明理性，外向开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乡镇干部，是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曾担任过4 个乡的领导职务。

　　2000年初，李昌平被调到棋盘乡任乡党委书记。他一来就目睹了太多的不平与苦难。

　　“正月初四，我从县城出发，要去看看棋盘乡农民怎么过年，哪知公路上成群结队外出打工的人像滚滚洪流。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统统塞满了人。我开着的桑塔纳也被农民拦下，车里一下子上来了5 个农民。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说：他家去年种了40亩地，一家三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了一年，交了各种税费合两万多斤粮，自己只剩下3000斤谷子。谷子收完了，老婆也累倒了，住院7
天花去了2000多元，把自家的粮食卖光了，还借了2000斤。一个青年农民愤愤地说：‘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

　　“我的车子开进角湖村，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欲走的父母伤心地痛哭着，不停地抽打孩子的双手。

　　“这个村的村长是我中学同学，兄弟四个，除了他全带着老婆出外打工去了，他老婆也跟着去了。他们初四的清晨就去了长沙，去晚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只剩年逾花甲的老父母照看着四家的10个孙子。

　　“老人拉着我的手说：‘他哥哥，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看着我的老同学苍老无奈的父母，我的泪水一下流出来了。

　　“我的这位村长老同学愤愤说：‘农民还有什么？有家不能归，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在外谋生；有地不敢种，劳累一年还欠着别人钱，什么道理！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尽养活你们这些干部、奸商了！你们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

　　侯王村的侯大爷，老两口都七十出头了，听说来了上过大学的新乡党委书记，步行十多里找来，让李昌平解答一个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他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头税。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乡里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乡里，天理难容啊！”

　　棋盘乡的种田能手李开明也对李昌平倾诉：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 万斤，生产开支和税费6000多元。他家现库存1.1 万斤粮。尽管苦求以远低于国家保护价的每斤0.35元出售，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库为由拒绝。算来算去，他1999年的种田收入竟然是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痛苦地说：“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李昌平的一位中学同学对李昌平诉苦道：“我去年种了30亩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倒贴了2000多元。排渍时，电管所说村里欠电费，给你停电。村里不得不给电管员送烟、送酒、送钱，还把他请来杀鸡宰鸭，好酒好肉招待，否则淹死你也不给你送电。老百姓庄稼被淹，心急火燎，当官的和管电的却划拳饮酒，不慌不忙！

　　“粮食收获了，国家规定100 斤55元，可是粮管所收购时只给你38元，就这样还得在粮站连续蹲上几夜，不送礼就不给收。我家卖粮食都是我父亲去，我怕见到那些没良心的收购员，会控制不住一把火把粮站烧了。

　　“禾苗刚栽下，干部就来收钱，每亩地200 多元，1 分不能少。要是因为花钱买化肥要求迟几天交，人家坚决不允许，闹不好就关人罚跪。我真想不通，农民最没办法，农民最善良，农民也是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客气点？

　　李昌平调查到：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仅580 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税费还差着近一半。

　　春节这几天的见闻给李昌平的刺激太大了。深夜12点，他拿起笔想给县领导写份调查报告，但他怎么也写不下去，他知道很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扣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李昌平对记者说，他之所以留在这里是想改变农村的面貌。可是现实太令人失望。青春、热情、理想、公平无影无踪。老百姓受再大的苦也讲不出话，“我一定要代他们说”。

　　他最终选定了一个特殊倾诉对象。当他提笔写下“总理”两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他要告诉总理农村的真正现状：

　　“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儿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哀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除了描述农村现状，李昌平还向总理提出了改变农村现状的四个方面的详细建议。

　　2000年3 月8 日，李昌平回到县城，把信交给妻子，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看完后流了泪，但没有阻止，而是主动地帮他把信发了出去。

　　给朱总理的信发出后，他相信一定能到总理手里。因为这封信正与朱总理关心农民的心情合拍。他知道总理多次讲农民问题，关注农民。他知道必有一番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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