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２５年了，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千年巨变，已由当初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贫困国家而一跃进入了小康社会，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末世界最伟大的奇迹。

　　在这场巨变中，中国的另一成就——就是涌现出一大批富翁，形成了一个先富阶层。这让国人为之振奋之时，也使一些人、特别是体弱势群因生活贫困而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将这种情绪转化为对部分富人的仇视，误认为是他们弄得自己下岗、失业，没有饭吃。尤其在今年“两会”前夕，先富阶层连传噩耗——先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凶手枪杀，后是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里遭歹徒连捅数刀丧生，再是浙江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遇刺１４刀身亡。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先富阶层纷纷指责，这是死于社会仇富情绪。主流媒体报道时，强烈呼吁“善待富人”。“如何正确认识财富和富人”，也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

　　这三位富豪是不是“仇富心态”使然，笔者不敢妄加断言，可当前社会上的确存在不满情绪和仇富心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关键在于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仇富心态，其症结又在哪里？笔者认为，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更有富人的自身责任……

　　历史文化影响

　　中国人历来崇尚平均，认为“平均分配”就是公平，却把“贫富不均”视为不公，不公必然激起民愤，民愤自然引发动乱。故而在中国的文化里，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因此，每当社会“贫富不均”的浓度超标时，一些民变领袖就会打着“均贫富”的旗帜，进行轰轰烈烈的“劫富济贫”运动，以此来赢民心得天下，而民众又往往把“劫富济贫”者当成仗义疏财的英雄进行崇拜，从而加深了对富人的鄙夷、仇视，对“为富不仁”者的憎恨。可悲的是，历史上历次的“劫富济贫”运动，仅为社会提供了“劫富”的道德依据，却未留下“济贫”的光辉榜样。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总把“贫富不均”视为社会动荡的祸根，而把“劫富济贫”奉为“均贫富”的道德楷模，并将其作为主流价值观加以歌颂、美化，尔后再推销给一代又一代处于寻找判断标尺的青少年，却忽略了历史与人性的冲突以及暴力中的残酷性。尤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视财富为罪恶，把富人当作剥削阶级进行批判。

　　在这样浓郁的历史文化影响下，由于民众自身缺乏相应的抗体，自然也就产生了某种变态心理，认为“为富不仁，必遭报应”。

　　贫富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贫富悬殊极低；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已呈两极分化之势。据资料显示，在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期间，城镇对最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１９９６年的４．１２倍和２．９８倍迅速扩大为２０００年的５．７０倍和３．９９倍。按其增长趋势，５年后两者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将分别扩大为８．５３倍和５．７４倍。若参照“基尼系数”，收入差距更加明显，１９７８年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０. １８０，可到了１９９５年基尼系数升至０. ４５２，而且仍在攀升，１９９８年为０. ４５６，２０００年为０. ４６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出０. ４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

　　中国富人到底有多富？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就有金融界人士称：“１０%的人掌握６０% 的有价证券和４０% 的银行储蓄。”９０年代末，据媒体报道：“２０% 的人占７万亿存款总量的８０% 。”新世纪初，又有媒体报道：“１%的人拥有４５% 的社会财富。”据今年第４期《新财富》杂志公布的“４００大富豪”中，其拥有财富为３０３１亿元，相当于２００１年贵州省ＧＤＰ的3倍。

　　那么中国穷人有多少，究竟有多穷？据调查，目前下岗、失业者每人月生活费为８０～４００元不等；处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每人月生活费为６０～３００元不等；在一些落后贫困地区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几百元。据今年５月１５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当前中国社会贫困人口约为１. ５～２. １亿人。其中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０. ２１亿人，城市“农民工”贫困人口０.４亿人，农村（温饱线下和底收入）贫困人口０. ９～１. ５亿人。其实，这仅是按照中国贫困指标统计的，若参照国际标准，贫困人口可能还会更多。

　　如此巨大的贫富悬殊，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足以摧毁国人原有的价值体系，随之带来的将是震撼、羡慕、嫉妒、不满甚至仇恨。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博士调查，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１～２亿人，其占城镇总人口的２２％～４５％，非常不满意者在３２００～３６００万人，占７％～８％。因此，许多专家和公众认为，当前国人强烈的仇富心理，是由贫富差异过大导致的。

　　富得不干净

　　中国富人只用了１／４世纪时间，却积累下惊人的巨额财富。这让国人惊羡的同时，也对富人的财富来源提出质疑：“富人的钱，来的干净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曾作过调查，其中就有“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可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仅有５. ３％的人回答“有很多”。加之近年来，牟其中、仰融、王矩、杨斌、刘晓庆、吴志剑等一大批“问题”富豪纷纷落马，这更加印证了百姓心中的疑问。

　　中国的先富阶层中，当然大多数是靠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但也有不少人是通过不法甚至犯罪手段敛财的。譬如牟其中靠金融诈骗，赖昌星靠非法走私，刘晓庆靠偷税漏税，许鹏展靠违法洗钱，成克杰靠贪污受贿，丛福奎靠借佛敛财
……而这些仅是被暴露的，尚未暴露的“富豪”肯定也不在少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目前中国“隐形经济”总量已达国民经济总量的１０% ，即每年约有１万亿元的规模。而学者们则认为这一比例可能高达１５% 至２０% ，其总量可达１. ５万亿～２万亿元。据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被不法“富豪”通过地下钱庄“洗”到境外的黑钱高达２０００亿元，相当于中国全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占年引外资的一半，占ＧＤＰ的２％。其数据规模之大，可谓触目惊心。

　　其实，没被暴露的富豪也未必是干净的，就是那些风头正颈的富豪代表也不例外。去年７月，朱镕基总理针对“美国媒体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中”竟无一人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怪状，曾进行痛斥：“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如今连这些偶像富豪尚且如此，可见富人的财富中到底还有多少不干净的成分？发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不能见光的交易？

　　正是基于某些富人的财富来源不正当，甚至是通过贪污腐败、贩毒走私、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手段而获得的，加之政府监管不力，惩治不强，让富人享有太多的自由和特权，从而在公众的心中造成极大的不公平感，甚至愤慨、仇恨（其实这种“仇”是良知的“仇”，“恨”也正义的是“恨”）。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富人的财富不干净，才是导致仇富心态的最主要根源。

　　富人未尽责任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其初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目标则是“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当先富者拥有巨额的财富之后，有些人往往把财富视为专有，仅供自己享用，却忽视了财富与社群的共生关系，既未真正担当起“带动后富”的责任，也没切实履行好“回报社会”的义务。尤其当前“非典”时期，国家到了最需要富人尽责的时候，而富人阶层几乎一片“失语”、集体“缺席”，直至遭到媒体“声讨”之后，富人们方才陆续出场。这也是引发仇富心态一个根源。

　　在先富阶层中，如今已有很多人开始回报社会，但还有不少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中有的隐藏财富，逃避社会责任，如“富人低消费”现象；有的生活奢侈，讲排场，比阔气。如在北京去年６月举行的国际汽车展上，一款８８８万元宾利豪华轿车开展即被一富豪买下，而时隔不久，在上海郊区一处标价１. １５亿元的高级别墅开拍即被一富豪订走。再如近来媒体披露，西安某富商请客一顿吃了３６. ６万元，上海一亿万富翁花百万巨资刊登征婚广告等；有的行为极不检点，如社会“包二奶”现象；有的盘剥职工，如强制加班不加资以及“拖欠工资”现象；有的投机取巧，与穷人争“羹”，如经济适用房中“富人化”现象……对于富人阶层的这些行为，全国人大代表、亿万富翁楼忠福曾告诫说，富者要保持一种平常心，多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以免自己穷奢极欲引发仇富心理。被温州青年视为财富偶像的南存辉也说：“回报曾经给过你支持和哺育的社会，尊重他人，别人自然也会爱戴你、尊重你。人身安全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面对社会日益膨胀的仇富情绪，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为之“减压”。一旦让这种情绪蔓延，对谁都没有好处。政府一方面要废除富人的特权，建立公正严明的财富游戏规则，将富人置于公平的环境中，把财富投于法律的阳光下，对于牟其中、刘晓庆之类的不守规则者坚决逐出财富的跑马场，竭力使为富者仁；另一方面要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努力让居贫者安。而作为公众人物的富人，不仅要自觉遵守游戏规则，依法经营，积极纳税，做守法致富的楷模，还要尽到社会责任和义务，带领穷人致富，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难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民众也要摆正心态，对富人多一些包容，对富人的合法财富多一些尊重。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化解贫富矛盾，根除民众的仇富心态，从而打造出一个宽松和谐、健康有序、互相善待的社会环境，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备条件，也是中华民族进入世界创富民族行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