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大清理，又一批旧书从书架上扔了下来，被收废品的一袋又一袋地背下了楼，装上了破旧的倒骑驴。我随着最后一袋旧书下了楼，目送着倒骑驴慢慢地远去。我知道，这些书将被送到造纸厂，重新化为纸浆，变成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大捆的再生纸，心里不由得涌起一种悲哀。

    我已经退休，用不着再在书架前翻来翻去，查找资料，或者从写字台上摊开的一大堆书中抄写讲稿。我年事已高，已经没有了从书中狂热地汲取知识的热情，没有了不读几段书就无法入睡的习惯，但对书还是有一种不解的情缘。这已经是第三次清理，每次清理的时候都难免手下留情，明明知道某些书对我已毫无用处，但还是在心中默默找些理由把他们留下来。每次清理的时候我都必从楼上下来，目送收废品的和倒骑驴远去。
    我是在为书默哀，我是在为书送葬。

    儿子用卖旧书的钱高高兴兴地搬回两箱啤酒，可买回这些书的花费却决不止卖废品所得的这几十元钱，更不像买啤酒那样容易，每本书都凝聚着我的情思，几乎每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

    一

    我最初接触所谓课外书是从民间流传的小唱本开始。
    我家住在农村，春节期间没有什么娱乐，人们最盼望的是来说书先生，村民们凑几个钱，把说书先生请到生产队部或宽敞人家屋中，听上几段鼓书。说书的通常是盲人，算命兼说书，手里拨着三弦，嘴里不听地说，不停地唱，唱完了说，说完了唱，领道的则为其打版相和。书的内容无外乎是几侠几义、公子投亲，有些书是不许年轻妇女和孩子们听的，姑娘媳妇只得悻悻地回家，但孩子们被赶走后却都偷偷地钻了回来。故事一波三折，离奇感人，有时要连续说几个晚上。听到高兴处，村民们便傻傻地大笑，说到悲哀处便都孩子般地一起流泪。

    说书先生毕竟不常光顾，而且需要从本来瘪瘪的腰包中再往出掏钱，于是村民们就自己借书，三五个人凑在一起，找人来念。村里识字的人不多，我已读初中，算个大学生了，自然成了最佳人选。那是五十年代，民间这类书非常多，书名是一个都记不起了，但记得都是薄薄的黄纸，单面印刷，双面对折，线装，密密麻麻的铜板小字，有的还有精美的书套。书中的字我并不全认识，但能顺下来，道白和唱词交替着。一开始我只会笨笨坷坷地念，后来学着说书先生那样唱，当然不成其调，但村民们仍然听得津津有味，还都夸我唱得好。一个春节下来，连续十几、二十天地唱，念，嗓子几乎天天都是嘶哑的。

    村里有个赵二媳妇，是个典型的书迷，不只春节期间，就是平时，我放学回来或者周日，也经常找本书让我来念。记得那时她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喜欢打扮，人也漂亮，夏天经常穿件蓝碎花旗袍，坐在门前树下乘凉，一双腿几乎全裸露在衣服外面，给我的感觉是洁白、光滑，和村里普通妇女黝黑粗糙的肌肤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丈夫赵老二比她大十几岁，气管炎，一到冬天，躬着腰，不停地咳嗽，家也并不富裕，谁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能娶到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当然对于赵老儿媳妇村里有种种传闻，我年纪太小，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她很喜欢我，整个春节我在她家时候居多。有一次，天太晚了，她让我在她家睡，害得母亲找遍了全村，才在她家找到我，要是不碍着赵老二的面子，我几乎挨一顿打。

    赵二媳妇最喜欢听的是公子投亲。一个读书人，自幼和一位达官贵人家的小姐定了亲，但由于家道衰微，到了迎娶之年，岳家一反常态，拒不承认，于是种种磨难由此而生，最后当然是苦尽甘来，大团圆结局。这类故事几乎千篇一律，但生动感人，用今天的观点看，似有很多糟粕，但也还有善恶正邪之分。赵二媳妇听这类故事很投入，听到伤心时，不停地擦眼泪。她还特别喜欢听“粉”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带点黄色的），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自然不懂，只是照本宣科，我念到（或唱道）这些地方的时候，赵二媳妇总是脸红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比平时更为精神贯注。一次在我家，也是念到这样地方，她竟然情不自禁地说了句：“我下边都湿了。”惹得姐姐们拿这话嘲笑了她好几天。
    佳人薄命，赵二媳妇年纪轻轻的竟然得病离开了人世。她死那天，全村几乎都笼罩在悲哀中。村里人，尤其是男人都为之惋惜，我这个小男人也偷偷地流了几滴眼泪。

    听书的入了迷，我这个念书的也逐渐入了迷，我甚至产生了要去学说书、当说书先生的想法。
    父亲告诉我，我们家过去也有这类书，不只有，还很多，是一小箱，现在一本都不见了。我听后除惋惜之外，还有点恨父亲，恨父亲为什么不好好保管。
    文革浩劫过后，这类书在农村已荡然无存了。但我永远忘不了是这些小唱本培养了我对书最初的兴趣，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最初爱好。

    二

    我读的第一本新书是《林海雪原》。
    那是在姐姐家读的。姐夫是个乡干部，一次到外地参观学习，买回几本书，其中就有《林海雪原》。我到姐姐家串门，发现这本书，就随便翻了起来，翻了几页之后，就已不能释卷。姐姐家在我家前村，本想看看姐姐就回家的，竟在姐姐家住了下来，直到把这本书看完。我这才知道，新书也有生动的情节，引人的故事。什么蝴蝶迷、许大马棒、坐山雕，什么203、杨子荣、长腿孙达得，嘹亮的军号，千奇百怪的山洞，密密的林海，满山的大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还能背下《林海雪原》开头的几句话。

    姐夫有工资可以省吃俭用买书，可不名一文的穷学生想买一本书可不容易。我读的中学就在离家四里多点的小镇，通常午间是带饭的，那时既没有饭盒，也没地方热饭，有时带两个鸡蛋，有苞米面饼之类干粮就带干粮，什么也没有，家里就给五分或一角钱，到煎饼铺买两张煎饼。小镇只有一家煎饼铺，离学校不算太远，上午第四节一下课，小学生们拔腿就往煎饼铺跑。从初二下半年到初中毕业的一年多时间，我再也没光顾过煎饼铺，忍着饥饿，把父亲偶尔给的午饭钱一角一角地攒起来，到初中毕业时我竟然有了《山乡巨变》、《青春之歌》等厚薄十几本书。我把家里一个小木箱，中间用木板加个隔板，放在家里土改时分的卧式衣柜上，把这几本书连同旧课本一起摆在里面，虽然小得可怜，但这毕竟是我的第一个书架。

    其实小镇没有书店，只在供销社的一角有一个卖书的专柜，种类自然少得可怜，但也成了我每天必去的地方。高中我进了县城，看到了真正的书店，可却只能望书兴叹了。在县城读书要住宿，每月光伙食费就得七八元，还有学费、课本费，留给我的零花钱几乎一分没有。高中我有一个同桌，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叫王永泰，年纪比我大，但个不高，也喜欢文学，和那时不少幼稚学生一样做着作家梦。《创业史》刚出版的时候曾轰动一时，他想买一部，可钱不够，就同我商量，两人合买，于是我就一咬牙，拿出一元钱来，记得一部《创业史》上下两册是2。15元，零头自然是他补上了。读过之后，就一人一册分头保存，可后来我们俩不知为什么事，闹掰了，不再是好朋友了。几天之后，我却发现另一册《创业史》也出现在我的书桌里，书里夹着一个纸条：“书本来是一部，不能让它分成两半，这一册我就送给你了，望好好保存。”看到这个纸条，我哭了，书当然归我了，我和王永泰从此也就和好了。

    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红楼梦》，很想买一部，可四大本，好几元钱，不是少吃几顿煎饼就能攒下的。父亲虽没上过学，但解放前给学堂做过饭，认识不少字，也知道不少书名。听我经常说起《红楼梦》，就说：“等公债（类似现在的国库券）到期了，看能不能中奖，中了一等奖，我就给你买部《红楼梦》。”当时只是说说，可我上高二的时候，公债真的中奖了，还真是一等奖，二十五元，当时是不小的数目。没想到父亲还记得这件事，真的给了我五元钱。钱有了，书却没处买了，那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出版业也十分萧条。但我还是经常到书店去看，一次竟惊奇地发现柜台上摆着一部《红楼梦》，黄纸的，竖排版，一问知道是别人来卖的，我翻了翻，虽然是旧书，但保存得还完好，就花四元钱买了下来。整个这一年的寒假，是贾宝玉和十二金钗陪我度过的，我细细地读了两遍，背下了《红楼梦》中的大部分诗词。

    文革期间，我已在省城念大学，据说读中学的妹妹要把这部《红楼梦》当作四旧拿去烧，让母亲偷偷地藏了起来。可文革过后，我大学毕业，《红楼梦》、《创业史》连同我中学时积攒的其他书却都不知去向了。

    三

    我的大学留给我的只是几十本教材。这时父亲年事已高，家境更加贫寒，读大学靠的是师范院校的助学金，临近放假，家里才给我寄几元路费，好让我买车票回家。

    四年的大学，两年的苦读，带着肉体的疲劳和心灵的创伤，我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县城中学教书。这时文化市场已是一片荒凉，书店里除了几本毛选外，已没别的书籍。学校图书馆早被小红卫兵劫掠一空。电影院里除了破烂的座椅别无长物。语文教材除了毛主席诗词，就是鲁迅文章，读起来枯燥无味。但人们需要精神食粮，孩子们也需要课本之外的营养，于是讲故事就成了那年代的主要娱乐和消遣。
    那时故事很多，大都是《梅花党》《黑桃皇后》之类，情节离奇曲折，荒诞不经，类似于侦探，又有点鬼神迷信。人人都爱听，人人都会讲，越传情节越完善，越传故事越离奇。孩子们课业不多，课外没什么作业，又没什么电影可看，晚饭后没事就都聚到我的单人宿舍，听我讲故事。有时，我讲的故事太可怕，吓得孩子们不敢回家，我只得一个一个地往家送。

    中学里有个叫孙景林的老师，刚留校的高中毕业生，教历史。他喜欢下围棋，但棋艺不精，屡战屡败，都叫他老臭。他平时沉默寡言，脾气特别好，据说一次他和媳妇打架，媳妇生气地打了他几下，他嘴里说着：“这回我可被打倒了！”顺势就躺在了炕上，当媳妇忙了一会家务，再想去打他的时候，发现他已呼呼睡着了。有人告诉我孙老臭家里有很多书，而且都是好书。开始我不信，可一天晚间我到他家去玩，真的发现他家炕上堆了不少书，老臭正一本一本往一个大木箱子里装，箱子里有多少，我不得而知，可还没有装进去的足有三、四十本，大都是外国名著，都盖着某某中学图书馆的章。我明白这些书都是运动中他从学校图书馆偷回来的，无论如何，老臭是个有心人，归了个人总比当四旧烧掉要好。我在他家炕沿坐了起来，正好把一本《唐璜》挡在了身后，老臭把书都装完后，似乎感到还缺点什么，用那双不大的眼睛四扫了扫炕上，又扫了扫地下，嘴里念叨着：“看是我装忘了。”慢慢地盖上了箱盖。
    我把那本《唐璜》放在后背衣服里，偷偷带回了宿舍。

    这是我文革后拥有的除教材外的第一本书，厚厚的，精装，有精美的插页。虽然来历不太光彩，但孔已己有言曰：读书人窃书不算偷，况且都是朋友，无所谓的。于是，唐璜陪着我游历了几个晚上。我们到过希腊，到过土耳其的后宫，到过俄国，经历过海难，参加过战争。我羡慕甚至嫉妒唐璜的美貌和那样讨美女的欢心，特别是所到之处无不有所艳遇，可我当时还是孤身一人，冷清清地住在一间土坯房里，小县城和中学校就是我的全部世界。

    从七十年代初，一些中外名著开始逐渐开禁，书店里有书卖了，但数量有限，供不应求，有些新书需要走后门才能买到。还好，我的一个学生的母亲是书店的售货员，对我格外关照。这时我的父母已相继去世，没有了家庭负担，一个人六十元零五角的工资，相当富裕。于是我喝酒、买书；买书剩下的钱喝酒，喝酒剩下的钱买书。书迅速地增多，等到单位为我修缮宿舍的时候，我特意让泥瓦工把间壁墙修成了书架。这是真正的书架，两米来宽，五个隔，摆得满满的，到过我宿舍的人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老臭终于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了那本《唐璜》，只是说了句：“这本书好像是我的。”就又放回了原处。老臭后来当上了县图书馆的馆长，真正的得其所哉。

    四

    八一年我调到M市一所大学任教，买书更方便了。市里书店是县城小书店无法可比的，整整三层楼，分门别类，琳琅满目。出版业逐渐复苏，各类书籍大批再版，再用不着走后门，找熟人。那时书价也不高，一套平装的《鲁迅全集》才37元钱，十一本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集》也只12元。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妻子平时十分节省，花钱总是精打细算，可对我买书并不反对。我买书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很快我的书柜就挤得满满的。

    说到买书，我还得感谢一位叫刘强的学生，他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我的不少书都是他从北京寄来的。北京城市大，信息快，书店多，星期天没事他就去给我采买，然后一包一包寄来，很多外国文学名著我能先睹为快，都得益于他。《白居易集》《陆游集》《元曲集》等一套套典籍也都是他从北京寄来的。

    来到M市，我有了买书知己，就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林长英。他在一家企业中学教语文，大高个，波浪头，文质彬彬中夹羼杂点洋气，对书的酷爱远远超过我。他们中学离我单位不算太远，如果他下午没事，常常步行三十几分钟来学院找我。我们先在对面小饭店里吃点饭，每人喝一瓶啤酒或二两白酒，接下来的事就是逛书店。从一楼到二楼，从二楼到三楼，除了科技部不去外，文史哲都要看一看，他搜集书比我要广，选择比我要宽，买了不少在我看来并不实用的书。

    什么东西多了，都免不了要积压，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书出得就有点乱了，书店为了减少库存和积压，开始不定期地处理减价书。林长英认识书店不少人，往往能事先得到消息，书店开门前就守候在门口，俟一开门，就随着潮水般的人流涌了进去，在堆满了书的平台上尽情挑拣，然后一抱一抱地抱出去开票、交款。人们似乎不是在买书，好像在抢书。每次处理积压书都会大有收获，像我的《郭沫若全集》《田汉文集》都是五角钱一本的处理书，还有不少很实用的各类辞典都是从降价书台上“抢”来的。

    林长英家房子不大，老式结构，没有装修，中间用两个书架作间壁隔成两个房间，厨房前的小走廊也摆着书架，书架旁堆着一螺一摞的书。他的书比我多，有很多精品、珍品。可惜他四十八岁那年就得了脑血栓，很重，出院后，他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可以自理，但说话不清楚，大脑反映迟钝，读书是不可能了。两个女儿，一个无工作，一个工作虽同文学有关，但对书籍兴趣并不浓厚。一次我去探望他，见他家的电视还是黑白的，就动员他把书卖了，先买一台彩电，电视他还能看得明白。我答应帮他联系一家学校图书馆，书都可以按原价卖，可他却坚决地摇了摇头。是啊，他怎么能舍得放弃这些书！即使不能读，每天看一看书架、模一摸书脊对他也是最大的慰藉，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没有书时想买书，有了书总恨书少；现在书多了，又成了负担。我家客厅一面墙全是书架，每当重新装修、刷墙、清理房间时，最犯愁的就是书，要一本本拿下来，堆在走廊，收拾完后再一本本摆上去，一来一去要花费很多时间。妻子早就提醒我，把没用的书当废纸卖了吧。我答应了，我先是清理了一些杂志，后来清理了一些大学教材，现在又清理一些讲课用的资料和不出名的文学作品。下一步清理什么？
    妻看我总下不了狠心，就说：“是凡没用的就都清理了吧！”
    可哪些是没用的？只有不用书的人，没有没用的书。随着我离开大学讲台，也不再搞学术研究，我现在似乎成了不用书的人，可书却是永远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