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稿原则

    注重原创性、先锋性和在场感，体现汉语自身活力，逐步形成与年鉴艺术精神相对应的诗歌标准，是 “98 年鉴”所确立的选稿原则。“2000年鉴”将继续坚持这一准则。这部在南方诞生的代表中国边缘文化的非主流非中心的诗歌年鉴，从一开始就是一部具有方向感的文献性的选本，它所有的努力就是重铸诗性，让诗歌在文学艺术版图上复归真我。它挑战的是90年代以来先锋诗界内部日益板结的死气沉沉的局面，以及愈演愈烈的技术化精致化造成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的诗歌颓势。在它之前，诗歌界弥漫着“闷”的风气，一本诗选不仅普通读者和研究者读不下去，其实包括入选者也没有几个人有耐心卒读，但一直没有“有教养”的人敢站出来撕破这件“皇帝的新衣”。

   《中国新诗年鉴》张扬艺术的直觉美和诗性快感，强调诗歌的直接性、感性及其直指人心的力量，它主张诗与当下人的生存的真实性息息相关，恢复诗歌对诗人遭遇的世界的命名能力，反对把写作沦为西方大师读后感，针对的绝不是某一个人，只不过是让诗回到诗的本义，即黑格尔早就说过的诗是关于“世界的诗歌”而不是“文人世界的诗歌”。毋容置疑，“年鉴”贯通诗与日常生活的阻隔，捣破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壁垒，让诗迸发出“动物凶猛”的承受肮脏的力量，使诗歌这只包罗这个急骤变化时代的万象和当代人复杂情感的“胃”更强健。

    我们在今天重申这一原则, 是因为这一努力依然任重而道远。同时，我们需要警惕另一种倾向，以为随随便便写几句琐屑的“自然生活”就叫诗歌，这种对年鉴艺术精神的庸俗化的理解正在伤害年轻一代的写作。其实我们早已阐释，“年鉴”所理解的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诗歌美的力量指向生活的内部，灵动鲜活的口语绝不等于“口水”和市井俚语，而是要探索将新的日常语言转化为新的诗歌语言的可能性。尽管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但生活并不取代诗歌。诗既是敞开的，也是自足的。一个真诚的诗人既要忠于生活的感受，也要忠于自己内心对艺术的认知。


基本立场

   《中国新诗年鉴》开宗明义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必然和现存的文化秩序和诗坛格局构成冲突，它消解任何意义上的权力话语，而无论这种对写作内在自由的遮蔽来自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外来资源，甚至就来自民间本身。但它关注的侧重点和倾向不是诗人的社会学立场，而是诗人的文学立场，因为在我们看来，真正的诗学革命只能从诗歌内部推动。《年鉴》希望通过对更为广泛的民间写作群体的关注，通过对他们的作品的推介，发现他们对当下生存的看法、对人性的态度、对日常经验的呈现、对当代汉语写作资源的开拓。只有真正的民间写作，才是丰富我们所说的“民间立场”的根本。

    民间立场意味着艺术上的自由主义，尊重诗人的实验精神、探索方向、价值选择、表达方式和写作的个人尺度。也就是说，意味着坚持写作的独立性。在这里，民间的指向绝非身份认同，因为民间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不是同一种话语方式的衍生物，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诗歌成品。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经验，即不跟主流走，也不跟非主流走。所做的是颠覆概念，逃避的是泯灭自我，在这个敞开的、吸纳的、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没有人能独占它的含义，也没有人能够说出它的全部真理。民间的存在天然的是“一盘散沙”的存在，复杂而含混，这恰恰是诗歌生命活力的源头所在。那种纯化民间，并使之组织化、圈子化的行为从来就与民间精神背道而驰，那种把民间立场慨括为一个流派，一种可供集体仿写的风格的企图，也从根本上离开了民间这一命名的初衷。

    除了诗歌的在场，民间不可能是任何别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如果非要说存在着一个诗坛，那么民间立场呈现的就是不断被打破和重塑的诗坛，它的秩序就在于它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也代表了民间自身的冲突和分歧，只不过这种冲突是敞亮的，分歧是挑明的。真正的民间还要有反对自己的勇气，因为民间的命运就永恒意味着对权力的消解和放弃。


选稿程序

   《中国新诗年鉴》的候选作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当年度印行的民间报刊和自印诗集；自由来稿，包括当年收到的未发表的手稿；编委推荐；当年度公开出版物。为了使编务更行之有效地开展，年中，我们向海内外活跃的诗人发出约稿信，获得了广泛的热情支持，好些诗人和批评家还主动给予我们的工作以鼎力相助。诗人舒婷向我们推荐了一批福建青年诗人的作品；潞潞推荐了山西几位新人的代表作；黄灿然、王伟明先生分别向我们举荐了香港、澳门的十多位诗人；台湾诗人张默、台客也各自向我们推荐了海峡对岸诗人的佳作；还有周伦佑、程光玮也先后介绍作者与我们联系。10月，各方稿件收讫，广州的编委做了较为宽松的初选，12月底，各地编委齐集大连，一一对每一首诗进行投票。在编选原则的大前提下，以艺术作为取舍的考量，入选的优秀诗作包括口语和意象两大板块，不管作者属于任何流派，一经编委过半数投票通过均可入选。春节过后，全书打印排版完毕，达1000余页，广州编委只好再次进行适当删减。经过征求各位编委意见，主编确定了第一卷本年度推出的新人名单，并增补个别新来稿或新发现的佳作，最终定稿。 年鉴理论部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谢有顺承担，大事记和诗学观点摘要沈奇完成主干，沈浩波和杨克做了补充。


编委会

   《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自组成之日起，就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脚踏实地的、具有现代民主价值观念和协作精神的开放组合，它集结了从策划到出版各个环节的专才。正是人员搭配的铿锵错落，年鉴才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由于年鉴在文化界和诗歌圈内影响日盛，并获得了读者的普遍认同，方方面面对年鉴的期待愈来愈高，当下保持一种清醒姿态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再一次重申当初组建年鉴编委会的设想：“编委”、“编委”，说到底不外乎编辑委员会的简称而已，年鉴编委会只是一个工作班子，负责年鉴的编辑及围绕新诗编辑开展组稿、编选和相关的诗歌活动，不涉及诗之外的事情。在其他场合，编委当然有权力发表意见，包括对新诗的看法，但那只不过是表达个人的观点，并非代表编委会发言。“编委”即不象征某种可以炫耀的身份，也不说明一个人的写作资历，仅仅意味着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建设和年鉴的编辑事务，权威主义恰恰是民间立场所要摈弃的极其腐朽的东西。编委的素质体现在有独特的真知灼见，有公正的艺术判断力，还需要有平常心，不要将一切事情神圣化。其实我们不编年鉴，中国诗歌该发展还是发展，该过时还是过时。只不过我们既然选择了要做这件事情，就要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一点一滴地尽心尽力将它做好。在此，还需要特别鸣谢《诗文本》、《诗歌与人》、《面影》等广东几家民刊的负责人符马活、黄礼孩、宋晓贤、江城、王顺建、余丛等人，他们义务为年鉴担负了校对等许多繁琐的具体工作，正由于他们付出了心血，本年度年鉴的全部编务才得以较好地完成。


体例

   《2000中国新诗年鉴》第一卷为本年度推出的具有实力的新人；第二卷为中国大陆诗人的佳作；第三卷为居住在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诗人诗选；第四卷为旅居世界各国的中国诗人的作品；第五卷为杰出诗人昌耀逝世纪念专辑；第六卷为诗歌理论批评；第七卷为诗学观点摘要、第八卷为诗歌活动大事记。诗坛历来就有排座次的陋习，因而我们只好再次说明，依照本年鉴的惯例，每一卷里的诗作排前排后更多考虑的是阅读整部年鉴时内容与风格的跌宕变化，与接受美学相关，恰恰与作者的重要性和诗歌水平的高下无关。

    当诗歌界死气沉沉的局面终于被撕裂，久违了的自由主义的气息重新吹拂，那些闪烁奇异才华和清亮个性的新人脱颖而出,那些带着生命体温人性气息的诗篇不断催生,遏制不住的创造精神的喷发使汉语诗歌再一次奇迹般地得以激活。面对民间动物凶猛而开阔灵动、富有活性和冲击力的艺术潜流,我们有理由对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充满信心，对先锋诗歌的原创在精神生活版图的张力充满信心。

（中国新诗年鉴编辑部的邮政信箱：广州市体育东邮局048信箱 邮编：5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