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主流诗歌几乎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进入2000的，这种轻松当然只是出现在一大批坚持自由个性，民间立场或以“口语”等口吻从事诗歌写作，探索的诗人之中，上一个世纪末一场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论争，把某种分歧带向高处，并由此形成一种诗学的断裂和对峙：一方面“知识分子”写作在2000年选择了沉默，另一方面，“民间立场”的写作在这一年狂飙突进。

    这样的分析与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和纯属臆想，在2000，有种种现象引证了这一判断，虽然来自两个阵营内部和之间依然有声音不断传出，但在具体上，“民间写作”的诗人群已越过那场论争，而更坚定地朝向未来。

    在经历了那场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论争之后，“知识分子”内部出现短暂的沉默也许是有依据的，一方面，明眼人（也许还包括他们自己），都很容易看出这一写作趋势的短处和穷途末路，另一方面，那种惯有的优越感也迫使他们在处于不利时，干脆采取沉默来应对，在这一年，有一些诗人机智地选择了转变，不管这样的转变是否来自和得益于这一场论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像胡续东这样一位带有学院和“知识分子”色彩的诗人，写出了《太太留客》这种既保留了叙述，又揉进了风趣口语的诗歌，不管怎么说，这种转变在我看来至少是明智的。它也说明，在这一年，“知识分子”阵营内部，已在诗学和观念上开始出现松动和分裂。

    继《岁月的遗照》之后，在这一年，程光炜先生又编辑出版了一本类似于《岁月的遗照》的书，这书我没见过，但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这书的出版和他所选的究竟是那一些作者，在看到这一份名单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本由一群新的更年轻的诗人构成的，在审美上符合程光炜先生那种所谓“知识分子”标准才能进入的作品选，我想，这样的作品集出版，无非是程光炜先生眼里，有这么一些理由：“知识分子”写作事业蓬勃发展，新的“知识分子”诗人层出不穷，并以这种方式和所谓的“民间立场”形成对峙和抗衡。

    由于这书我还没看见，因此我无法断言这书质量上的好坏，事实上，在诗歌写作上，我历来坚持“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民间立场”也好，我都无所谓要去用力判定谁孰是孰非，关键还是作品本身的优劣，毕竟，“民间立场”的写作也有它的二流诗人，“知识分子”也有一些智力优秀和健全者，关键的一点，还是诗歌写作必须契合当代，并有强烈的创造和生命意识，说白一点，诗歌必须直达灵魂，它拒绝虚假，迂腐，和艺术上的毫无生气，拒绝模仿和死气沉沉，而不管你使用何种手段。

    在这一年，有一本名为《1999中国诗年选》在不声不响中出笼，这本书在今天越来越显现了它的价值，意义和不同凡响，尤其它处于《中国新诗年鉴》那种带有炒作和商业操作的巨大成功的背景下，这本书尽管在作品的选择上也带有很强的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却抓住了中国当代诗歌最为引人注目的重要部分，和《中国新诗年鉴》不同，它是具有选择性的，它不是仅仅以“好诗在民间”作为立场，而是以实验，先锋，生机勃勃的“口语”作为编选的出发点的。

    因此，撇开书本背后的商业操作不谈，我相信每一个具有艺术良知的人都会对这本书产生注意和好感，这并非我在此为该书捧上庸俗的恭维之词，因为至少到目前，我对杨克所编的《中国新诗年鉴》就没有表示过太多的赞美，我只是认为，杨克们做了一件很好的别人还从没做过的工作，但《中国诗年选》不一样，在90年代整个中国当代诗歌严重缺乏流派，实验和先锋诗集作为世纪留影时，《中国诗年选》非凡地缝合了这一缺陷和裂缝。

    具体到作品来讲，《中国诗年选》作品的选择和实验精神也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所有的实验诗歌都能进入它的里面，“口语”和“日常性”是第一位的，而简洁和极少主义式的风格使整个年选的作品在外观上保持了某种一致性，并打造出一种明显的风格和痕迹。在这本书里，既有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如韩东，于坚，小海，普珉，何小竹，杨黎，吉木狼格，李亚伟，马松等人，也有90年代出现的，如伊沙，徐江，侯马，朱文，杨健，余怒，贾薇等人，和更新的一些70后诗人，如李红旗，朵鱼，沈浩波，巫昂等人。这种不同阶段的作者组合在一起，也使这本书反映出一种中国当代诗歌在艺术上的延续性。

    在这一年，“口语”遭受了前所未闻的诘难，尝试和论争，从语言本身来讲，“口语”和其它任何一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形态并没有错对和高下之分，如果它产生了错误，那也只是诗人们在使用中污辱了这一语言，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对“口语”怀有敌意，戒备和批判的人，无非是认为“口语诗”容易越写越象，或缺乏词语的深度，我非常明白这种善意的提醒，但更多地认为，“口语”诗中也有二流的诗人，越写越象不应成为攻击真正“口语”和一流诗人存在的口实，另一个问题，则是，我们到底是应该追求词语的深度，还是意味和诗的深度，后者在我看来，才是“口语”诗人的最终追求。

    在这一年，有一群年轻的诗人，往诗坛扔下了一颗不大不小的贫铀炸弹，这种辐射几乎触及了每一个有艺术直觉的诗人神经，并通过一本名为《下半身》的刊物刷新了人们的视野，从诗歌的进程来讲，《下半身》的出笼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次全面的对诗坛原有秩序和写作态度的彻底反动，正因为是一次彻底反动，所以在它出现之日起，就引起种种论争和谩骂，和对“口语”的攻击，而从我个人来讲，《下半身》的意义在于挑明了一种生活和艺术态度：别那么正经！别那么装模作样！

    这种东西的出现也许是事出有因的，或者说，它是有它的反对面的，它的出现，建立在对某种他们认为必须扬弃的东西之上，一方面是一种诗坛的固有秩序，另一方面，是现存的写作惯性，包括“知识分子”，甚至于《下半身》自己的起源“前口语”等等，都是它的反对对象，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一种新的东西出来就十全十美，就必须为它拍手称快，我肯定某种东西并非因为它的缺点有多么伟大，或它的优点有多了不起，我关注它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过去有所不同，他们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恶意”多么吻合和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一面。

    在《下半身》的发刊词上，沈浩波明白无误地写道：“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在这里，况且先不论这些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但《下半身》们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从肉体出发，以“口语”为手段，坚持诗歌本身的原创性和不断探索的行动性。

    在《下半身》这群人里，聚集了一群70后最富有创新和破坏精神的新一代诗人，如沈浩波，盛兴，朵鱼，李红旗，尹丽川，巫昂，南人，朱剑，马非等人，《下半身》的意义在于为口语和诗歌写作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以往的新路，仅从这一点讲，历经了90年诗歌写作的沉闷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给这一群新诗人以足够的掌声。

    在这一年，有一个诗会也许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8月的“衡山诗会”，诗坛的诗会无数，如《诗刊》的“青春诗会”，原《诗歌报》的“金秋诗会”等等，但由于这些诗会大多为正规刊物所办，诗会要么规模小，要么门槛高，说白了并不太纯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于确认你在诗坛获得几等功或几段高手的名利场，当然，有一些严肃的认真探讨问题或吵出了名的诗会例外，如“盘峰诗会”等，但它毕竟是由正规刊物所办，而“衡山诗会”不同，它是由私人和民间机构发起的活动，它提供的是一种“文学自由论坛”式的活动，这种自由与民间色彩，以及真诚探讨，总结90年代诗歌成就的活动，吸引了许多诗人前往和目光，伊沙在论坛开幕式上的一段讲话也许带有普遍性，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就是发生在90年代，并和90年代的某种非主流诗学有着密切联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诗人，他必须参加，伊沙的声音也可以说是与会许多诗人，尤其是90年代新冒出的一批诗人的想法，作为其中的参加者，能够见证这一诗歌盛会无疑是幸运和幸福的，伊沙，徐江，沈浩波，刘洁珉，鲁西西，沉河，格式，楚子，雷平阳，中岛，宋晓贤，巫昂，曲有源，哑石，孙磊，叶匡政等人的精彩发言或出席，让这一个诗会在质量上和其它官方诗会相比毫不逊色，并且因它的自由，轻松和严肃获得巨大成功，它的成果，用吕叶和彦龙在网上的话说就是：厚厚一大本。

    有意味的是，这次诗会吕叶给国内在90年代诗歌写作中富有影响的诗人都发了邀请信，除一部分诗人因各种原因无法赴会而致歉外，90年代富于影响的另一脉诗人很少有人参加，原因在此很难说清，但在会后，我却看到有人在网上质问：为什么“知识分子”整体缺席云云，并对诗会的动机表示质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想，一方面，也许是碰巧“知识分子”诗人们都很忙，确实无法抽身，另一方面，也许是对诗坛这个会那个会根本就不感兴趣，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衡山诗会”毕竟是个无名无利的民间诗会，既然是民间的，就由民间人士去闹好了。

    也是在这一年，诗歌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诗歌网站如雨后春笋，比较有名的大概有《诗生活》、《诗江湖》、《界限》、《锋刃》、《终点》、《扬子鳄》等等，在这些网站中，比较好的一些除设有诗歌论坛外，还设有诗人或同仁的个人作品专栏，在网站的编辑上也有各自的趣味和倾向性，而网络在诗歌中的出现，其最明显一个功效就是加快了诗人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正规出版物无法提供的，各种自由言论的场所，满足了某种虚妄的发表欲和表现欲，而在诗歌的互联网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有名望的诗人已走进网络世界，也正是因为有一大批重要诗人在网络的出现，使诗歌在互联网增加了它的活力和吸引力，而通过网络，我们还可以看到最新的诗人成果，无论是作品还是言论。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大多数网站，都是一些70后出生的诗人或爱好者把持，这只能说明，在对新事物的接受方面，年轻的诗人比老一些的诗人具有更快的接受能力和游戏性，也正因为是这一点，除作品外，在网络的论坛上还存在有一大批无聊与无耻的游戏与话语，当然这只是网络时代特有的，被河水冲撞出的语言垃圾而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网络仅仅只是一种可以为诗人服务的工具，但不是最终的写作工具，诗人所有的真正作品，必须通过离开网络，回到书桌前完成。

    在这一年，我个人的诗歌写作也在发生着变化，很自然地，在一个旧的世纪结束，新的世纪来临之际，我必须考虑一下自己的写作和方向，一方面，是对过去十年，也就90年代诗歌写作的反思与总结，另一方面，世纪末那场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论争，其中的一些观点，多少也影响到我个人的写作，尤其是参加完8月的“衡山诗会”之后，我考虑过很多和自己写作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将有助于我进一步确立和确认自己的风格和根本，那就是从个人感受出发，以口语，独白，抽象，综合叙述为主的风格，我还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坚定不移地坚持诗歌的实验和先锋精神外，一个诗人写作的最终成就，是否还存在有一个个人境界的问题。有时我甚至想，诗歌最终的好坏究竟是境界，还是天才的顿悟。

    而当我们在新世纪第一年回过头，不难发现，中国当代诗歌在2000年度的发展。其基本思路是清晰的，因为上个世纪末那场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论争，清除了掩盖在中国诗歌天空的一片乌云，并清楚地指出了诗歌到底与何有关的问题，这是一场正本清源的论争，它所有的好处是让诗歌在新的世纪，回到了它最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