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当我们的目光掠过中国地图时，或许忽略了这样一块图形：它像一片树叶，绽开些许春意，又像一轮帆船，勃发些许英姿———这块版图，它落在我们视野的下面，只有移动目光才能仔细端详。这块署名“江西”的土地，他的历史会让我们心潮澎湃，但似乎一些目光不会在这绿叶、这帆船停留太久。
    那么，谈起这块土地上的文学，更确切地说是诗歌，或许更多的是空白的回忆，是并不淡淡的失意——“江西诗歌”，同不少西部、中部等省份的一样，被划入“外省诗歌”的标版。留给人们的，就仿佛某个夜晚的一场梦，梦中的确有过激情，有过深刻，有过悲壮……但当早晨拍打窗棂时，似乎什么也不曾留在记忆中。
    ——难道，这就是中国诗版图中的“江西”？
    1949年至2003年，那就让我们试图从这54年的光阴中，去追寻那本该属于“江西”的荣耀——不过，也许夹杂着失落的深刻。

上 篇

    一、50年代：红色歌谣旗飘飘

    新中国成立的前十年，江西的新诗创作同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一样，几乎是空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江西山歌》、《红色歌谣》（上、下卷）等几本歌谣集。
    这一时期，郭龙桂、巫承镇、杨人东、曾子贞、徐嘉琪等农民诗人写出了不少民歌体的新诗，其中郭龙桂的成绩最为突出。他的短诗《毛主席的光辉永远亮》轰动一时，该诗发表后，被许多作曲家谱曲并被电影《护士日记》选为插曲。不仅如此，该诗还被苏联、朝鲜、印度、阿尔巴尼亚等国外报刊纷纷转载。

    红色歌谣是江西等革命土地上特殊时期的特有产物。1927年至1934年，是红色歌谣蓬勃兴起、鼎盛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星火》文学月刊开辟“红色歌谣”专栏予以大力推介；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色歌谣》选入了6首江西民歌，这都标志着当时江西民歌的成绩与地位。
    在50年代，全国诗歌创作都弥漫着单调、空洞等风气，江西诗歌也逃离不了这种气流的席卷。但是，红色歌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之魂，而诗歌力求追崇真诚，摒弃虚假，从这点看，红色歌谣对当代诗人的启迪仍不无意义。

    二、60年代：纵情讴歌踏步行

    建国初期，由于时代发生巨变，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因此诗的题材、主题以及艺术表现形式都发生了相应转变。这一时期的诗歌，主题思想十分明确，多以歌颂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为主。缘于先天性的地域优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西诗坛，环绕着革命历史题材这一重要主题纵情讴歌。在蔚为大观的诗歌队伍中，文莽彦、郭韦球、吕云松、周劭馨、李音湘、徐太行、万里浪、陈良运、朱昌勤、孙海浪、徐万明、陈菲、苏辑黎、李一痕、王一民、梅长英、唐山樵等较有影响。

    文莽彦善于撷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虚实结合。他的《春满井冈山》、《井冈山谣》以及诗集《井冈山诗钞》、《井冈山颂》等都有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请茶歌》，该诗被谱曲后广为流传，并一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留节目。李音湘，以其反映矿工生活的短诗而闻名。他对大庚岭这块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其诗格调清新明快，诗句平实流畅。
    吕云松、朱昌勤和孙海浪则在表达历史意识时注入强烈的现实心理。吕云松，他是写散文和抒情诗的多面手，而他的诗歌更多地蕴含中国古典诗词与民歌的“基因”。他的《兰花吟》入选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朗诵诗选》。朱昌勤创作颇丰，并且擅于驾驭重大题材。他出版了抒情诗集《多彩的土地》、叙事长诗《方志敏之歌》和《安源山》等多部著作。长诗《方志敏之歌》出版后，其主要章节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选播。孙海浪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儿童文学方面。他出版了两部诗集、一部长诗。他的《井冈山下种南瓜》尤受欢迎。

    在60年代江西诗坛的多部声合唱中，李定坤、张涛也贡献了热情奔放的诗歌。此外，吴灌、姚辉云、郑伯权、何以、熊健荪、邓节芳、胡天生、敖自勇、王安雄、刘茂盛、肖宾、肖万件、马铃等，也在江西诗坛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其思维框架基本是今昔对比，并且大都形成“战歌”和“颂歌”两种诗歌模式。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化带给人民无限的喜悦，因此，该时期的诗歌呈现出积极乐观、明朗澄明的艺术气象。但是，如果从诗歌审美价值上判断，该时期的诗歌还远未达到理想的高度。不过，具有时代意义的是，它们为当代江西诗歌确定了新的美学规范，并决定此后的艺术走向。在江西诗歌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它们插上了指示牌。

    三、70年代：地火中点亮盏盏灯

    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的经济政策和文艺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了重要调整，诗与政治的关系相对变得宽松。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诗歌又被迅速纳入到服务当前政治的轨道。不少诗歌成了图解政治、图解生活的空洞之物。到了“文革”期间，江西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诗歌成了墙头的标语。但是，这种困境并未摧毁诗人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憧憬。这沉寂的地火，让诗人们在默默地酝酿江西诗歌的转型。

    一般地，人们把“四人帮”的倒台看作80年代诗歌的上限，而程光炜等诗评家认为，1976年和1977年只能看作是五六十年代诗歌向新时期诗歌转移的一个短暂过渡期。这是因为，虽然当时不少庆祝打倒“四人帮”的诗作含有批判成分，但其思维和写作模式仍是在政治诗的旧有轨道上滑行的。在此，观察者也以后一种划分来阐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政治目标的重大调整和重新确立，迎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进入重建尊严的时期。诗歌的核心逐渐回归到“人”，标榜个性自由和个人解放，诗歌不再把“歌颂”作为惟一的创作基调，而是走向丰富的内心田园，并与多彩的外部世界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诗人们大胆地进行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从该时期的诗人构成看，大都在文化部门或报刊编辑部门工作，比如徐万明、洪亮、苏辑黎、杨学贵、陈运和、帅珠扬等。而他们在这一时期步入中年。在70年代后期，徐万明、洪亮、苏辑黎、杨学贵、陈运和、刘国藏、帅珠扬、吴林抒、胡一笙、徐真柏、张铁崖、陈安安、左一兵、刘国治等诗人以不同于以往的创作姿态出现在江西诗坛的田野。

    徐万明和吴林抒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对脚下的土地无比热爱。井冈山之于徐万明，就如抚河之于吴林抒。徐万明的诗集《梅雨集》和吴林抒的诗集《我是抚河水》都表达了他们对诗歌创作母体的感激和依恋。徐万明的代表作《高的和矮的槲树》影响广泛。吴林抒后来创作了不少科学诗，出版了《海洋之歌》、《生命诗史》等诗集，并参与编选《中国科学诗人作品选》。
    苏辑黎和杨学贵的诗风互为映衬。苏辑黎的诗多以农村景物入诗，质朴纯真、轻松明快。他的《闪亮的眼睛》、《故乡情》、《飘香的土地》、《野花的梦》等诗集，都充满较为浓郁的生活气息。而杨学贵的诗，不管是《铁窗情歌》、《刑场上的诗朗诵》等纪念革命志士的作品，还是《牛》、《磨》等乡村题材作品，都透露出一种厚重感。
    陈运和的诗歌取材广泛，情真意切。与陈运和有些相似的是，一直努力实践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胡一笙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眼，《燃烧》、《圆明圆》等短诗质朴纯真又不乏凝重深沉。
    洪亮以一首千行长诗《长江之歌》奠定了创作地位。其抒情诗常从山川湖海、历史古迹出发，并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的空间。既写旧体诗，又写新诗的刘国藏，其作品交织着历史的沉重感和现实的时代感，尤其是他的政治抒情诗。

    一些诗人兼为“传播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帅珠扬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电台主持“赣江文学”节目期间，大力传播江西诗歌。相比于他不少的吟咏祖国山水的诗作，他的入木三分的讽刺诗更为瞩目，比如《在圆的世界里》、《0的演变》。陈安安以短诗闻名，作品富有灵气，诗意盎然。他善于从日常生活小事撷取诗歌的果实，比如《箫》、《琥珀中的蜜蜂》、《流星赋》等篇章。

    从70年代江西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诚如郭韦球评价的那样：“（他们的）创作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创作基调开始从颂歌转向深沉的思索，他们不再满足于吹奏生活的牧歌，而对复杂的现实进行深层次的诗意的反思，作品的深度、力度也随之起了质的变化。”从创作观念及表现手法上考察，该时期的江西诗人和全国绝大多省份诗人的创作是同步的。

    四、80年代：灿烂群星映天空

    1979至1983年，新时期的诗歌由过渡期而进入转型期。随着一个以“实事求是”为灵魂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诗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力和创造力。此外，西方现代诗歌通过各种途径熏陶着国内诗人，促使他们进行革新和探索。该时期江西诗人的构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步入诗坛的中坚诗人，如李耕、郭韦球等。他们担负着承前启后的使命，并且面临两种诗歌浪潮的洗礼和考验。二是涌现出来的一大批青年诗人灿若群星，辉映着80年代的诗歌天空，如李春林、朱光甫、熊光炯、蔡卓凡、刘立云、胡平、谢轮、殷红、程维、王治川、唐恒、刘华、吴国平、田波、姚雪雪、陈政、钟祖基、纪辉剑、曲清、徐剑星、刘昕、渭波、孙家林、颜溶、曾毓琳等等。无论从创作质量还是数量上看，80年代的江西诗坛都是足以骄傲的。

    透过这种繁荣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外，作协江西分会尤其重视诗歌创作。一是恢复谷雨诗会。1961年，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倡导每年谷雨期间召开诗会。谷雨诗会于“文革”期间被迫停止，1980年被恢复，并且从该届以后由支耕支农活动逐渐转变为具有学术含量的会议。每年一届的谷雨诗会仿佛江西诗坛的“黄埔军校”，一批一批诗人相互砥砺，提高技艺，一批新人从这里开始起飞。谷雨诗会也是江西诗坛的“晴雨表”，反映着诗人的构成和创作的兴衰。作为江西诗坛的关键词，这在中国诗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二是展开“朦胧诗”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对中国诗坛格局的衍变发生了巨大影响，而这股变革之风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也得到一些回应。1981年春，作协江西分会、《星火》编辑部派员赴京取经，走访艾青、冯牧、冯至、田间、臧克家、陈荒煤、楼适夷、姚雪垠、邹荻帆等作家、诗人。5月，作协江西分会召开全省诗歌创作座谈会，就新诗与时代、诗与人民、诗与生活等主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些理论准备为江西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的冲刺提供了力量和源泉。在浓郁的艺术氛围和澎湃的内心世界的内外撞击下，80年代的江西诗人呈现良好发展的态势。
    而这之中，有“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称的李耕、郭韦球是引人关注的。他们不仅在担任诗歌编辑或文学组织工作者时，培养了一批新人，而且在创作上硕果累累。1995年，省作协召开了李耕、郭韦球创作研讨会。曾有论者指出，他们一个低头沉吟，凝重而苦涩，一个昂首放歌，明亮而快爽，但他们都同样创作严谨，直面人生，讴歌心灵。

    李耕以其作品在全国散文诗界占得重要席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从事散文诗创作的作家为数不多，而李耕和郭风、耿林莽等先行者一起，为我国散文诗的发展开拓道路。他至今已出版了《不眠的雨》、《梦的旅行》、《没有帆的船》、《粗弦上的颤音》、《爝火之音》等多部散文诗集。关于李耕的创作特点，不妨借用耿林莽的评论：“李耕作品是融理性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象征的现代主义于一炉的、独创性的创作方法。”他的散文诗，不少由宏观视野出发，将诸多感受提炼为理性的沉思，并且，他的作品意象组合丰富。概括地说，李耕的作品充满着理性、激情、象征、力度。
    郭韦球是一位充满“永远的激情”的诗人。他因诗歌而燃烧，出版了《美的追求》、《爱的长河》、《冬恋》、《心海漂流》等多部诗集。他的抒情长诗《青春与理想》气势磅礴，富有哲理。他的诗歌还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关注着生命、人生、爱情、自然和环境，反映了积极乐观、向上豁达的生命态度。在他“生命”的系列诗作中，老年主题和自然主题尤为如此。在他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善于营造新颖意象，并且凝练质朴，富有音乐性。
    李春林的诗，率先冲破爱情的禁区，创作出情感细腻真切、具有浪漫情怀的短诗。他的诗集《枕流歌》以清词丽句寄怀，并且对生活有独到的表现。朱光甫同不少诗人一样，永难忘怀生长于斯的故土。他的诗集《岁月之光》便是最好的见证。熊光炯在纪实文学、散文、诗歌三种文体上自如跳跃。他的短诗在现实性、历史感中表现出较强的思辨色彩和哲学气质。他的代表作有短诗《枪口，对准中国的良心》和长诗《伟大的一枪》等。胡平是一位双料作家，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活跃。他的诗集《当代人》中的短诗，既有“烈日和风雨下的刑警”，又有“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姑娘”……展现了普通百姓平凡而美丽的内心世界。刘华的诗意蕴丰厚，其组诗《赣南母亲的群雕》形象丰满，讴歌了赣南老区母亲的伟大情怀。此外，表现中国军人襟怀的吴国平，作品虚实相结合的陈政，真切表达生活的钟祖基等，都创作出了不少佳篇。

    在80年代的江西散文诗创作园地中，熊述隆、冷克明、刘道远、川梅、桂向明、程关森、罗丁、陈珑、忆敏、褚兢、张应想、张厚德等一大批作者都各具特色，组成万紫千红的散文诗方阵。

    1984至1989年是诗坛的“变异期”。先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继而是1984年改革开放在城市的全面铺开，文学探索势头的萎缩和“体判”改革的进一步放开，社会心理失去平衡，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文学观念。1984年春，四川重庆一批诗人高喊“PASS”北岛、舒婷。之后，“第三代诗人”运动达到高潮，1986年的“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更是把这场运动推向登锋造极的地步。然而，在这如火如荼的诗歌热潮中，江西诗人的创作仍显保守、平稳。与其说这是江西诗人的稳重冷静，倒不如说缺乏探索意识。在80年代，江西诗坛缺乏引领风气之先的“领袖型”诗人，这使得整个江西诗歌写作仍处于整体的平实之中。

    五、90年代：沙场千军气轩昂

    日子如水一般滑过我们的生活，也滑过诗歌的脸庞。当我们巡礼完80年代赣鄱诗歌的长廊后，又进入90年代的芬芳花园。从诗人构成看，一些老诗人在突破在蝉变，一些成长于80年代的诗人逐渐步入成熟，一些70年代出生的诗人崭露头角，他们共同构成多元化的诗歌生态圈。在90年代江西诗坛，辉映着他们的笑容：谢轮、殷红、施浩、唐恒、徐东明、聂焱如、杨晓茅、阿苇、蒋为农、姚雪雪、王小林、萧穷、傅菲、李晓君、王一木、龙天、布衣、赫东军、聂迪、圻子、纪辉剑、渭波、谭振江、邓诗鸿、雷茂辉、彭华毅、邹小勇、阳阳、金恨铁、金夜、夏斌斌、胡刚毅、徐勇、陈岗、陈建宏等等。还有一些更年轻的面孔：李贤平、杨晓林、黄禄辉、王定保、廖玉平等等。其中，程维、凌非、王治川、颜溶、汪峰、紫薇、江子、牧斯、三子等的创作尤为突出。

    谈到程维，就要谈到他的诗集《古典中国》，诗歌《汉字，中国方块》、《唐朝》等篇章。程维的诗，想象奇谲，充满机智。他善于从古代人物、古典诗词中汲取养分，作品洋溢着古曲的浪漫主义气息。90年代后期，他推出《用诗歌祈祷和平》、《告别与眺望———告别二十世纪》、《百年回归》等系列抒情长诗。凌非，以抒情诗《走近徐洪刚》走入诗界。其诗具有饱满的情感结构，他的代表作还有《三分一斤卖掉先人和历史》、《经过树林》等。凌非还写出了一批讽刺诗，不少作品充满着轻盈的机智。王治川在江西诗坛不惊不乍，诗质平稳而结实。他往往从感情入手，而以理性延伸，比如组诗《手族》等。在他的不少诗作中，恰当地运用了反讽和冷幽默等形式。
    颜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的空间，构思较为独特。他的组诗《血里的鹰》、《早安，城市》等作品，意象丰沛，一咏三叹。汪峰，或许生活的不幸造就了他作品中的深沉与厚重，增加了其诗内在的精神向度。他的《昆仑》、《铁器》等作品从自然景物和历史陈迹中出发，闪着悲壮的光芒。他的《甘蔗》、《书香》等有音乐之美。紫薇的《饮风的人》、《持烛者》等作品诗意饱满，张弛有度。他的《无马骑士：献给最后的情人》等爱情诗温情优雅，伤感泣人。
    江子以组诗《我在乡下教书》登上江西青年诗坛。他给单调枯躁的生活赋予诗的美感。他的诗歌语言清新，意象新颖，散发着乡村气息。三子多以乡村生活与景致作为抒写对象。《在城市的边缘停留》等便是对世俗生活、都市人性和生存状况的倾诉、反省。他的不少诗作，极力营造唯美安详的意境，如长诗《美人》等。牧斯因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而显得突出。他仿佛就是故意让读者找不到诠释的方向，他只顾自地吟唱，而不顾别人的目光，如《父亲》、《铁》等篇章。

    在诗歌的天空中，有一些星星的光彩之姿长久地显现，而另一些则用闪亮的一瞬使你睁不开眼睛，当你再次寻找时只留下一丝怅惘。在八九十年代江西诗坛，谢轮、殷红等留给我们这般的惆怅。在80年代中后期，谢轮显得格外耀眼。然而，正当我们期待之时，他却隐身而退。殷红以《残存的手》摘得《诗歌报》首届探索诗、爱情诗大奖赛一等奖而名动江西诗坛；在90年代初，他也消失在视野之外。此外，施浩、萧穷等也是如此。
    在每一个庸常的日子中，一群又一群的旅人被列车载走，飞速地向前奔跑、奔跑……有的人在远眺窗外倒退的树木，有的人在凝视车厢内茶几上的水杯……而只有如此，才发现一趟旅行何其有趣，充满悬念……

    六、新世纪初：江西诗群峭然崛起

    2001年，对于江西诗坛来说具有某种标志性意味：一向单兵作战的诗人开始以集体的方式把旗帜插在诗坛的天空——当然，这并不是说“江西诗坛”的集团意识始于2001年，《江西青年报》于1998至1999年以“青年诗人方阵”专栏的形式已完成了对江西八九十年代青年诗坛的大阅兵——而是2001年的江西诗人“集团”意识来得更为强烈与自主。
    这还要从《创作评谭》谈起。第2、4期《创作评谭》分别以评论、文本互动形式推介6位赣州青年诗人作品；该刊第4期推出《追寻上饶九十年代的缪斯绿飘带》（傅菲）介绍上饶诗坛发展状况；第6期推出南昌4位诗人作品。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信号：江西诗界尤其是《创作评谭》有意将三地诗人以群体面目推出，从而展示江西诗歌的整体面貌。4月19日，《江西日报·井冈山》推出第四十二届“‘谷雨诗会’专页”，正式提出南昌、上饶、赣南三大诗群的概念。在次日于赣州召开的“谷雨诗会”的议题，就是探讨三大诗群的创作状况及江西诗歌的走向。

    接下来，一系列举措让“江西诗群”分外夺目。第3期《创作评谭》以“崛起的江西诗群”为母题，推举26位诗人作品、诗观，并配发评论《崛起的江西诗群》（谭五昌）。在这里，“江西诗群”以一个集团性概念正式展示。不久，第8期《诗选刊》转载全部作品。10月，同仁杂志《新江西诗派》（上饶诗人滕云主编、青年诗评家谭五昌执行主编）创刊。谭五昌在《发刊词》中提出，确立“新江西诗派”，意在张扬并凸显一种诗歌精神与诗歌品格，从而力图在当下多元“混杂”的诗歌品格中坚持并标举自己的诗歌标准、理想。2003年6月，《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面世，《新江西诗派》中的28位诗人作品入选，成为该书31个流派中惟一以省份命名的诗群代表。

    “江西诗群”的集团意识还表现为，2003年春天由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院文学所等联合主办的友芝友“诗画南昌”诗歌大赛。这次大赛无异于一次“江西诗人精短诗歌大展”，是江西诗人“诗歌饥渴症”之后一次较为全面的集结。
也许是缘于来自集团意识的冲击，2002年6月，以胡刚毅、夏斌斌等为代表的吉安诗人创办民刊《星期六》；2003年5月，萍乡青年诗人协会成立，《萍乡日报·金鳌洲》从6月19日至10月30日开辟“萍乡青年诗人方阵”栏目。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看五大诗歌的概况。按既有的划分，南昌诗群包括程维、凌非、王治川、颜溶、牧斯、江子、李晓君、蒋为农、褚兢等；上饶诗群包括孙家林、应想、纪辉剑、渭波、汪峰、徐勇、傅旭华、紫薇、金恨铁、滕云、亿华、林莉、毕伟生、胡锵等；赣南青年诗群包括邓诗鸿、三子、龙天、布衣、圻子、聂迪等；萍乡诗群包括唐恒、阳阳、赫东军等；吉安诗群则以胡刚毅、夏斌斌、贺小林等为代表。通过以上的划分，显然，上饶诗群、赣南青年诗群、萍乡诗群有自己的命名注释者，而作为力量整齐的南昌诗群，却没有一份客观而完整的“花名册”。南昌，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吸纳着众多的优秀之士。但是，面对“南昌诗群”名下或“定居”或“蜗居”的诗人，又该作如何界定？来自不同“母乳文化”的诗人很难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消弭文化的隔膜而达到认同。其实，南昌诗群至少应该写上他们的名字：马策、杨瑾、王一木、杨晓茅、冷光辉、老德、章晚华、采耳……而不仅仅只是用省略号一省了之的。而赣州作为全省最大的区域，赣南青年诗群与之相应的“人员单薄”和“新人空缺”令人沉思。赣南青年诗群还应包括他们的身影：李凌云、萧宁等。

    就在短短的几年内，江西诗坛基本形成以南昌、上饶、赣州、吉安、萍乡五大诗群为主体的创作生态。他们和全省其他地市的凌翼、蔡勋、胡长荣、赖绍辉等诗人共同组成灿烂的江西诗歌原野。
    2003年，江西一批80年代出生的诗歌新秀以集团面目成长。《海峡》开设的“’80后诗歌展”专栏，便先后选发阿斐、玉生、马梦、盘子、齐莉的作品。《诗选刊》（第9期）推出的“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展”，选发了玉生、盘子、刘静、阿斐、马梦、齐莉、黄晓强等的作品。此外，张松、尚艳青、李刚、谢华丽、李建国等都显示出了不错的潜力。

    纵观90年代以来江西诗人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古典、唯美等艺术风格贯串着创作流程，比如陈安安、程维、王治川、徐东明、颜溶、汪峰、蒋为农、紫薇、三子、江子、李晓君、聂迪、龙天、布衣、邓诗鸿、傅菲、萧穷、胡刚毅、夏斌斌、阳阳等等。似乎可以这样说，在江西大部分诗人的内心深处，都流淌着古典的浪漫主义之河。大地、乡村、故乡……这些平凡而质朴的事物成为抒情的中心，而这一带有普遍性的诗学意识，也正是江西诗群区别于其他省份诗群的重要标签之一。当然，在蔚为大观的创作队伍中，马策、凌非、牧斯、渭波、徐勇等用另外的写作方式前行。而正因为此，江西诗歌的未来更充满期待。
    值得庆幸的是，在江西诗坛，没有“学院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叫嚷，没有“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分野……儒家文化的底蕴确实传承给赣鄱之子一份温文尔雅、抑而不彰的优良传统。然而，这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命名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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