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乌鸦
    你们从何方飞来
    弥拥于海天之际
    顽强地生存，并令此地的人们不安
    我的乌鸦
    我充满眷恋的乌鸦
    你们可曾想过
    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还有我可爱的那些女人    

     ——《乌鸦》题记    

    海伦原本不是海伦，但是，她来到了新加坡，变成了海伦。
    新加坡不仅有海伦，还有taxi，还有芬，她们每天在语言学校上课，是有合法手续的中国留学生，但是她们真正的职业是家庭教师，是舞女，是为了生存出卖色相，向男人换取钱和礼物的人，是变相卖身的小龙女。
    新加坡的男人似乎都是私炎，都是柳道，虽然有家室，但是更有钱财。遗憾的是，无论是钱财还是感情，都是这些小龙女们所无法把握的。她们只能在一次次无望的追逐中绝望地落空，她们只能彼此伤害，并被这个世界伤害。

    一股闷热的空气迎面扑来，天空中飞翔的都是乌鸦

    很久以来我都不认识九丹，直到今年6月前后，在新加坡的早报网上，我看到了关于《乌鸦》的讨论和专题，才知道有九丹这么一个女人，写了一本叫作《乌鸦》的书，其中描述的竟是一批颇为另类的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的颇为另类的生活。后来，又见到王朔等文坛骂将和李陀等文坛大将的一致推崇文章，才决定认真探究一下。至此，我才又知道，在《乌鸦》之前，这个叫九丹的女人还写过《爱殇》和《漂泊的女人》两本书，只不过都无声无息罢了。于是，我很想知道，这第三本书中究竟有什么奥妙，九丹究竟有什么九转炼丹之术。    

    房门打开，我看到了一个翠绿的女人    

    房门口没有装电铃，看起来九丹似乎应该是个不太好客的人，对着重重的防盗门，我很没信心地敲了一下，一点也不相信这声音能传入多远，但房门已应声而开了——九丹显然是在专心地等我，房门口，出现的是一个翠绿的女人。
    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我想像的不一样。
    其实，我也没怎么设想过九丹应该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只是没想到一个醉心写作的人会有这么富于交际的外表——一件翠绿底色的外衣，上面铺着黄色的花朵，黑色紧身裤，腰部缠着丝丝累累的金属链，一丝肉色随着身体的起伏隐隐露出。头发是那种做成麦芒状的直发，一直披过肩头，时时遮住脸颊两侧——一张不失美丽的脸蛋，一个不失美丽的女人。

    房中的摆设除去与生活必需和与以往作品有关的陈列之外，凌乱而卡通，现出一个单身女人的生活随意而自得，还带点散漫的味道。不算大的单元房中摆着两台电脑，九丹扶着一台联想说：“平时我用这台。” 
    回过身来，侧头指向一架衣柜：“其实，我的衣服全是黑色的。”九丹对穿着一身黑的我说。    

    写这样的书的女人，一定是有经历的女人，但九丹显然不愿意多说    

    九丹，原名朱子屏，现年33岁，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91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就职于广西某媒体。1992年辞职进京，先进入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后与人共同承包北京电影学院电视片部。1995年赴新加坡学习语言，1997年回国。
    1992年之前的九丹，应该说还在轨道之上，没什么履历，因此，1992年的毅然辞职，差不多是九丹的第一个大举措，九丹形容自己当时是“哭得要死”，“一下子什么都没了，医疗、福利，一点靠山都没了。”但是，九丹还是决定走这一步。

    来到北京，九丹进入的第一家单位是一家民营的文化发展公司，“说是制作电视节目，其实就是跑企业，给企业做专题”。那时的九丹，每个月有300多元的收入，公司管吃管住。
    没有自己希望的采访、撰稿，九丹每日看到的就是公司美丽的女同事围着老板转，“每个人都在用女性的魅力工作”。几年之后，九丹还会常常回忆起公司的生活：“当时，我正在跟老板的助手谈恋爱，老板不敢或者是不好意思打我的主意，不然的话，为了生存，不一定在哪一个夜晚，我也会投入老板的怀抱。”
    终于和男友双双离开这家公司，并且通过承包这种方式有了自己的公司和事业，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是，没能将感情进行到底的九丹，也不愿再将事业进行到底，1995年，九丹以学习语言的名义去了新加坡，对此，在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时，九丹特意在“学英语”前面加了“好像”。她很尖刻地对我说：“学英语，在哪儿不学，国内那么好的条件不能学，非要去新加坡？”    

    对于这两年的生活，九丹也不愿多谈，问一答一，一直不肯展开，我只能一斑全豹地知道九丹在新加坡的英语学习也是纯属象征性。至于如何维持生活，九丹说“那时已经有了一些积蓄”，又在朋友介绍的一些公司工作，工作内容不过是端茶送水之类。对此类工作，九丹并不嫌弃，反而自嘲“干不好”，“连水也不会端”，但是，“看在朋友面子上”，似乎从来没人计较九丹的无能与无知。我问九丹哪来这么多这么大面子的朋友，九丹除了回答我她有很多朋友之外，特意告诉我，她的同性朋友多是中国人，她从她们身上看到了许多，而她的异性朋友多是当地人。我见缝插针地叮问一句：“谈恋爱了吗？”九丹倒很爽：“有哇。”    

    据九丹自剖，当初去新加坡，很大的成分是为了取得一本新加坡的护照，为了这个目的，就是假结婚也未尝不可。但是，实际上，就是你愿意做这些牺牲也是不可能的，第一，没人给你介绍，第二就算有人介绍，对方一看你是中国来的也不会对你真心。因此，有了这个男朋友，便会格外的敏感和自尊，处处防备别人说自己有所企图，有时候一语不和，一提到：“你们中国女人……”如何如何，一场争执就很难避免。于是，前后交往了6、7个月也就散了。
    我问她遗憾吗——如果这段恋情成功，可能就不会有《乌鸦》，我也不会在国内看见九丹，九丹偏着头想了很久，迟疑地笑着说：“遗憾吗？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
    随后，她承认，之所以爱上这个男人，除了他未婚、有知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当地人，也就是说，虽然处处防人说自己有所企图，但是，事实上就是有所企图，这是无法否认的。“不过，”九丹接着说，“失去了这些男友，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状态。”    

    九丹的叙述虽然破碎，但我可以感到这些破碎的回忆对敏感的她影响至深

    这是采访近尾声的时候九丹给我讲的她童年时的一个经历。
    在她的记忆里，扬州是个小而贫穷的地方，没有一句话是她向我炫耀这个著名水乡的举世闻名的美丽。同为税官的父母，可能不缺少形式上的体面，但是在经济上的困窘才来得更加真实和令人无奈。“没办法，家里孩子实在太多了。”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九丹很不合时宜地排行第四，“如果是老大，可以给爸妈帮忙，在弟妹面前也比较有威望。如果是老小，可以撒撒娇什么的。”老四自然什么好处也不占，而且，“总是穿别人剩下的衣服”。现在修饰精致的九丹居然告诉我，从小就认为自己很丑，以至于“睡觉时头都往里歪着”，以减少曝光率。“大约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附近的一个猪圈失火了，大家都跑去看，我也去了。回来后，大家都笑着议论，我却很难过。我一心想着，人的命运其实也差不多。这种记忆一直伴随我长大。我在公司里看见老板和女职员，在新加坡看见小龙女，我一次次地想到，人的不可逾越的猪的命运。”    

    九丹对于人生的认识，和两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一直令我吃惊，一开始，我以为她偏激得可怕，谈过之后，我反而觉得她悲观的可叹。猪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诠释。
    在九丹眼里，这个社会完全是男性化的，以男性为主宰的，女人的地位不仅是附庸，而且就是这个附庸地位也是极不可靠。在她敏感的心灵里，个人情感和事业的不如意，已经上升到理想的破灭。她这样诗意地说道：“也许是我们渴望太多，失望是注定的。比如男人，如同在我前方闪烁着的灯火，我向他们攀去，但是，当我的手抚上他们的肩头，他们就会熄灭，我一个一个攀去，灯火就一个一个熄灭……我几年前去新加坡，也是这样把它当做未知的希望去攀的，但是它也熄灭了。男人就是男人，灯火就是灯火。”

    她是一个多么容易希望的女人，又是一个多么容易失望的女人，她从她的经历中得出了“钱，对女人才是最可靠最温暖”的看法和结论。我想，她还有许许多多不便向我讲述的事实和思考，事实上，她所做的这一切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她劝我：“作为一个幸福的女人，不要去想这些。”我诚恳的谢谢她，并且肯定会接受她的劝告。正如她自己所说：“每个女人都是曾经的安娜，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她已经没有权利去做安娜了。”    

    我认为九丹的写作还不够成熟，但是，九丹对写作和作家显然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

    《乌鸦》的争论在海外已经有了近三个月，目前终于蔓延到了国内，其实，真实与否实在不是重点，而九丹的大胆和妄言才是震动文坛的武器。在这个问题上，九丹已经走出书斋，她并不想当一个寻常意义上的女作家，相反，她急于将自己和她们区分开。在她的眼里，她们的创作都是虚伪的，根本不涉及内心，“是制造了一个塑料女人站在路边，给人看她塑料的裸体。”
    对于现已成名的女作家，她一言以蔽之：一丘之貉。
    卫慧：“根本不值得我一谈。”
    王安忆：“离一个现代女性的心灵越来越远了。”
    林白：“本来已经接近了一个女人的内心和本质的东西，但是脸一抹，又给自己穿上了花衣裳。”
    但是，在这一丘之中，也有两个“貉”是例外，一个是方方：“方方还活着，还有欲望。”另一个是棉棉：“我和棉棉很相像，她就像我的一个妹妹。她写的是男人和女人谈恋爱，我写的是女人怎么去卖。”    

    据说，在南方，围绕九丹的盗版生意已经是火火的了，不惟《乌鸦》，就是《爱殇》和《漂泊的女人》也开始低开高走，不仅国内盗版，就是东南亚也来抢版权。如今，九丹的第四部大作《凤凰》还没脱稿，而所谓的“九丹第四部力作”已经托名上市，看起来，九丹这回终于是卖出去了，而且卖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