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季节，散文家余秋雨《千年一叹》的姊妹篇“欧洲之旅”近日即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为了防止盗版，华艺社对此书书名绝对保密。但余秋雨表示，该书的出版意味着他对世界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学、西方文明的关注的完满，而他的“田野作业”还将继续。近日，记者在北京中旅大厦对他进行了“零距离”对话。

我不愿当崇明岛上的老头儿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为何选择“行走”的方式体验文化？
　　余秋雨（以下简称余）：书写对我来说只是记录，说我的写作是散文也好，考察报告也好，思想随感也好，文体学上的限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选择了以行走为主体的文化行为。以前教书时，我惊讶地发现，文化陷入了一种游戏的误区：我的知识来自老师，老师的知识来自老师的老师，但他们和我们谁都没有去实地考察，我们的描述几乎来自想象。而起码走出去看看，是消除误区的重要方式。这是我关于行走的最初动因。
　　于是1985年我开始了我第一次自觉地“行走”，我把它叫做“田野作业”，我希望走向“文化现场”，我认为只有通过生命的投入才能消除对文化的无知。

　　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但的确有许多人思想只在书上、纸上游走而不是在土地上。你在“行走”中“打捞”众多民间文化原生态的东西，是否是对你以前学府式研究的一种背叛？
　　余：在一定意义上是这样。我以为，“行走”本身比写作重要，脚板比笔头重要，文字只是脚步和情感“现在进行时态”的实录。真正的流浪者从来就不知道脚下是什么，只知道“那就在前面”。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可他到死都不知道这块大陆是什么。我不在乎我走过的路，我只在乎前面的路。

　　记：但匆忙的“行走”能深刻地、由表及里地理解文化吗？
　　余：了解文化有多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待上很长一段时间，掘井一样研究文化；另一种是系统论的扫描，宏观地俯视，在比较中深刻，在鸟瞰中领略，而我宁可不要细部。就像看一个人的皮肤，我不需要显微镜的细胞解剖图，我宁可要整体感。上海有个崇明岛，一个老头活了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岛，对岛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他都了然于胸，但他到死都不了解崇明岛。相反，只有离开了崇明岛的人才能真正反观和了解。我不愿意当那老头。而且这种系统化、整体化的“行走”，在科考上有它的合理性。

从三大文明的全局反观中国

　　记：你如何布阵你的路线？从走中国到“千禧之旅”再到“欧洲之旅”？
　　余：我最早走中国，后来走阿拉伯地区以及地中海一带，去年又费了大半年走欧洲。我想我看到了或者说接近了他们彼此在斡旋中的冲撞。
　　我以为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大河文明”———长江、黄河、黑龙江和珠江。黄河下游的山东平原，是中华文明的理性起点；长江与黄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干道；珠江流域是皇家首肯的通关贸易地，近乎构成国内惟一的最早的开放通道。用这4条大河来贯穿中华文明史，是用地理文化学的角度换了一种文化史的说法。
　　我一直想以外部的眼光打量中华文明，于是有了从埃及到中东、从中亚再到南亚的“千禧之旅”。我想从他们昔日灿烂文明的败落中，找到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以及长寿的“老年病”。最后我找到了答案：一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潮是“不主张远征”；二是中国没有长时间的“失序”。我指的是———中国永远都在摧毁旧秩序，建新秩序，却从没有过“没有秩序”；三是，我们从没陷入到宗教的狂热中，中国始终没有被宗教极端主义吞噬。
　　这么一句话也许可以对比三种文化的差别———印度的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希腊的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记：此次“欧洲之旅”的感受如何？
　　余：我们此行的路线是先到希腊，再到意大利、到南欧、到中欧、到西欧，最后到北欧，从去年春天始，历时6个多月，走过了26个国家，96个城市，几乎每天都换一个地方。
　　我的收获是：第一，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是平等的，平等在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蒙昧和野蛮。欧洲文明也不是天生地可以评判世界文明的价值坐标，它也是从野蛮无知中挣脱出来，所以它的傲气、排他是毫无道理的。任何自以为是的文明在它最优秀的时候，就是它最脆弱的时候。文明是同等的，谁也不要俯视，谁也不要仰视。要自觉地感受彼此的甘苦冷暖。

“行走”是时尚还是“伪行走”

　　记：有人说你是用脚在写作，并把这种写作样式叫“行走文学”，而且它越来越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头装，有批评说你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并且现在散文越来越多样化，什么大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你独创的“秋雨散文”如何？
　　余：这我不在意，至于“口红”那样的俏皮话，我会说得更到位，但那没有意义，因为那不是我喜欢的层面的对话。我也不喜欢写作文体的任何界定。写作就像山中的流水一样，缓坡处缓，遇石则急，哪儿拐弯了，哪儿加速了都顺势而定，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