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的作品能够让我流泪，五年前读杜拉斯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时流泪了，去年读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时也流泪了，自此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读了她的许多小说，我想知道她如何成为一个搅动文坛的汉字魔女。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周江林说：虹影有点瘦弱，神态平静和坦然，眼睛时而锐利，时而放光，有着另外的意味。孙康宜说：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虹影的那双又大又亮、并富有表情的眼睛。她的双眼随着情绪的起伏而开闭，好像永远具有一种幻化的功能。棉棉说：想起虹影就会想起她的笑声，那是我听到过的最肆无忌惮最动人的笑声。出了几十本书了，每次都是用自己的脸做封面，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作家有这种习惯。一个人的脸是天生的，也是后天可塑的，一个人的脸是她所有经历的现象总和。她的作品和她的脸一样美，岂止是美？

    她有过怎样的经历？她是二十世纪出生于灾荒年代的私生女，出生以后一直没有见过父亲，直到十八岁那年才知道了身世。她怨恨她的母亲，直到四处流浪，在英国安家，嫁作人妇，才理解了当年母亲的爱恨情仇，从而理解了世界苦难的本质。
    现在她又是怎样在文坛上天马行空？2000年，她被大陆权威媒体评为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被中国图书商报列为十大女作家之首，被称“脂粉阵里的女英雄”； 2002年，她因长篇《K》官司，被《南方周末》评为 “是非”人物。

    十八岁前

    1962年，虹影出生在重庆长江南岸嘉陵江畔的贫民窟，饥饿是她的功课，江水是她的乳汁。在她成为作家后，特别喜欢描写淘淘不尽的江水，恒河之水，三峡之水，梦里醒里她忘不了她的母亲河。
    她在家中排行第八，因为前面有两个孩子死了，她成了家里第六个孩子，小名就叫“六六”。她家有两间房，一间正房十平方米，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她一起挤在小小的破旧的房子里，那时候她就特别梦想什么时候能一个人呆着，一个人享受空间。
    她常感受到饥饿，以至于在梦中还会梦见饭碗，恨不得向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幻想长大后能够天天吃肉，正是由于对饥饿的强烈感受和记忆，才使她成为现在进行时的美食家。

    她和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除了大姐，但是大姐是个脾气火爆，心里存不住事又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她结婚离婚、离婚结婚，给这个家带来许多烦忧。后来她才知道，大姐和她身世相似，也是家中的多余人，大姐是解放前母亲与一个流氓头子所生，母亲受不了流氓头子的非打即骂，抱着大姐逃离了那个人，相遇了她的父亲。

    母亲做临时工，抬河沙、挑瓦和水泥，用一根扁担两根绳子赚钱养活一家，做了十年苦力，一身的病，有一次不慎落到江里，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逃兵、招商局的水手，病退后在家操持家务。
    母亲对她不娇宠不纵容，父亲对她不动怒不指责，他们对她的方式和对别的孩子不一样，母亲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母亲的说话和行事方式。一切都令她奇怪，更奇怪的是，她开始上学的时候，就常常觉得脊背发凉，总感觉有一双眼睛盯着她，她把恐惧深埋在心中，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

    后来她才知道，那背后关切的眼睛是她的生父。在她的养父生病住院的时候，一家子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在做工被欺负被解职的时候，遇见了小她十岁的小孙，小孙认她做了干姐姐，帮她去了他们的厂，为她家偷米偷粮，度过饥饿年代，也带给了母亲一次爱，一次错误的爱情果实，带给世界一个著名作家。“烂货养的”、“野种”之类的话，在母亲告诉她实情后，她才对过去邻居骂她的话有了深刻的体认，她还知道了她曾被送来送去，因为各种缘故没有送成的事。十八岁那年，她获知了一直深埋于心的疑惑，那是一生的创伤、哀恸、苦难和财富。在写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时，她曾看过一年的心理医生，而且自杀过，在写作过程中，她根本不能够进行下去，写得非常艰难，每天只能写一、二千字，写完那部小说，等于重新经历过一遍地狱。她在《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中有一段话：“多年后他喝醉了，对着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她觉得这就是她，一个被命运抛弃，死而后生的人。

    1980年农历8月23日，也就是虹影18岁生日的那一天，她的生身父亲和她相认，生父带她扯了一段蓝花布，吃了一顿象样的饭，没有人再跟她抢，也没有人怪她贪吃，她却没有一点胃口。对于突如其来的生父，她不想认账，但她还是随生父去看电影、去公园，分手的时候她对生父说：“我不想再看到你，不愿意你再跟着我。”十八岁的已经拥有非常规爱的她，不能原谅她父母非常规的爱，一直到生父生癌症临终，他们也没能再见上一面。稍经人事后她才明白母亲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她有着更多母亲的责任，所以去看了生父的坟。
    母亲带她去庙堂烧香，独独地挑了文殊菩萨让她跪拜，也许母亲通灵知道她将来会受求知之苦？无知的人羡慕有知的人，劳心者治人，有知的人羡慕无知的人，一生糊里糊涂地平安度过，不管是有知的人还是无知的人，没有人能够选择出生在哪儿，也没有人能够选择是出生还是不出生。

    十八岁以前，她就受尽了人世的苦难，尝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饥饿滋味。

    情殇初恋

    十八岁那年，她爱上了教她历史的老师，这样的人不管是谁，在她的生命中是必然要出现的。对于别人来说，他是普普通通的老师，对于她来说，是绝望的永恒的初恋，他是大她二十岁的有女儿的有妇之夫，她在他身上寻找父亲、情人、朋友等多重影子。她千方百计地要引起他的注意，用课堂上犯小错误吸引他的眼球，他带她去办公室“训话”，但是老师对她说，他从没有看不起过出生贫寒的人，还向她倾述他的身世，倾听她的生活琐事。十八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她，对个人来说，一辈子能遇见一两个能让你说话又听你说话的人，对黑暗闭锁的人生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她终于遇见了一个理解她的人。身处绝境的人容易相互同情，在同情中擦出爱的火花。
    历史老师告诉她，他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加入了对立的两派，在一次武斗中，弟弟丧身于哥哥这一派射出的炮火中，他的母亲在听见弟弟的死讯时，正在结绒线，长针戳进心窝，当场中风死去。诉说完了，他心头的罪责是否减轻？

    无可挽回的一天终于来了，她遍寻镜子不着，把头梳了一遍又一遍，用痱子粉擦白了脸，她嫌坐车慢，抄近路去了历史老师的家。没有丝毫勉强，没有丝毫挣扎，只是微红着脸，她把处女之身献给了他，那时，她把他当作一生一世的爱，她愿意一生的爱在此时用尽。那时，她感觉到江上的景致倒转过来，船倒转着行驶，山峦倒立在天空，她仿佛听到浩浩荡荡的江水从炽热的窗口流过，室外的嘈杂、慌乱、动荡与室内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次相爱能不能完成从少女走向妇人的成人仪式？在那样神圣的时刻，那个男人却对她说：“你不用记着我，我这个人不值得，我这个人和其他男人没啥两样，不仅如此，我还特别混账。”也许他说这番话别有深意，再心心相印生生死死的爱，也无法填平两性之间的鸿沟；也许他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好意提前提醒她，可是当时的她却不甚明白。她离开他时，什么也带不走，只带走了他的一大堆的外国小说，那些黑暗中的精神火种。
    当她从同学那里得知历史老师的死讯时，正是她得知出生之谜的时候，她沉浸在初晓身世的震惊和悲伤中，好几天没有去上学，也没有跟历史老师联系了，他却上吊自杀了。
    她去老师的办公室翻找，没有找到留给她的任何东西，更不用说片言只字了，连见她最后一面也不愿意。她一个人走到江边，把他写给她的诗、她写给他的信、日记中有关他的记述，一页页撕掉，扔进茫茫的江水。

    也许他自责弟弟的死亡？也许他自责母亲的死亡？也许他再也承受不了精神重负？只有死者自己知道了，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没有考虑过十八岁的她的爱与需要。可是见了最后一面又能如何？谁能够把创伤抚平减轻痛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伤口，我们不仅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伤口永远不会被治愈，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心理补偿，摆脱创伤、治疗创伤的过程，也是制造新的创伤的过程，自私的人连自己都无法医治，又奢谈什么医治他人？她恨他的自私、怯懦与绝情，把她留在茫茫人海中独自受苦。
    爱人已随风而逝，爱人在身体里种下的小生命，却继续折磨着她，一次相爱就意外地怀孕，她顽强的生育能力一如当年的母亲。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长大，也不想孩子重复她的命运，只能独自一人去了医院，用人工流产剥离了孩子与母体的脆弱联系，她一辈子都不想再要孩子了。

    在她十八岁那年，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一个男人早就离开却突然进入，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却突然离开，这些都非她所愿，她要离开家乡，用一把刀子割断与过去的联系。

    另一扇窗

    虹影离开了家，临时决定参加高考，那样的情境和心绪，怎会不落榜？她考取了轻工业学校的会计专业，毕业后有了一份工作，她怎么安得下心来？她的生活在别处，她踏上了流浪的路途。因为没钱，只能搭乘那种条件非常恶劣的闷罐车，别人都憋闷得受不了，可是她只要上了火车，再差的环境也能让她安心。她没有家，就四处为家，家在路上在心里，她在哪儿，哪儿便是家。北方走得最远的是沈阳和丹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

    她考上了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的作家班，她开始写诗和小说，混迹于八十年代的黑白两道艺术界，尝试各种艺术方式、生活方式，抽劣质烟，喝劣质白酒，把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夏天剪奇特的短发，不穿内裤，去参加黑灯舞会，跳摇滚舞和迪斯科，有公安局的来查，就翻窗夺门逃走。

   有天半夜，她喝得比任何时候都多，醉醺醺地离开舞会，马路上静静的，没有人，只有一辆粪车从身边驶过，她再也撑持不住，扶着墙壁疯狂地呕吐，气喘稍定后，摸索着衣袋，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在纸上看到一首地下油印杂志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在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的祈求，向这无人之城。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度过来的，
    靠了什么侥幸，我们就不再喊叫，
    而宁愿回到灾难临头的时刻。

    她边吐边觉得，这首诗就象是为她这样靠了侥幸才躲过一次又一次灾难的人写的，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会打开一扇窗，那位叫赵毅衡的诗歌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著名教授和翻译家，也是上帝为她打开的那扇窗，那扇窗带给她光明，教她重新学会恋爱。
    他们在英国南温布顿的教堂举行了婚礼，赵毅衡成了问题女孩虹影的丈夫、情人、哥哥、父亲、司机、向导和地图。她的世界里终于“走出了一个心里没暗室的人，始终在阳光里含笑，说话，他站在我的背后，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作家虹影和赵毅衡教授成了文坛绝配。
    她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念书，学英语，写作，除了写小说外，还给香港的《明报》写些随笔和文化评论方面的文章。她喜欢英国的人文环境，常常与英国文学界的人交往。

    在英国的家是她和赵毅衡两个人亲自选的，在伦敦郊外一个叫MORDEN（摩顿）的地方。家中有一个花园和大玻璃房子。有一棵梨树，两棵苹果树，一棵桃树。房子是她用卖《背叛之夏》这本书的钱买的。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收拾屋子，她要让屋子里几乎看不见一丝灰尘。

    作为一个作家，需要创作源泉的虹影是不会甘心于安定的家庭生活的，她经常独自周游列国，一会儿在法国、一会儿在西班牙、一会儿在马尼拉、一会儿在上海，她喜欢浪迹天涯。她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她把北京比作她的丈夫；把英国比作她的情人；把重庆比作她的母亲。绿色的小皮箱和一个背包跟着她走遍了世界各地，包里是三样东西：笔记本电脑、证件和皮夹子；还有两双鞋子，一个是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是出席正式场合的皮鞋。在旅馆里在飞机上她都能写作，更多的是在北京或者伦敦的家里写作。

    两个官司

    199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虹影的长篇小说《十八劫》，2000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两部作品对照后认为，后者是虹影将《十八劫》改名，并增加约两万字后的重复出版，构成了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侵权，上文社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虹影于同年8月10日回国，应诉上海文艺出版社状告她“重复出版”一案。由于传媒的跟踪报道，给了双方交流机会，她与上文社领导达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出版界的重复出版之风应当纠正，但《饥饿的女儿》与《十八劫》的出版并非典型的重复出版。中国出版界可寻找更切实的方式纠正重复出版现象，而此案宜庭外和解。方式是终止《十八劫》原合同，上海文艺社撤诉。8月17日上海文艺出版社草拟了“庭外和解协议”。因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是该案第二被告，须四川方面签字同意，才能作为依据向黄浦区法院要求撤诉。8月18日上海文艺社草拟的协议书传真发到四川文艺出版社时，该社社长在电话了解了内容，表示同意该协议。

    虹影在襁褓里就被人在法庭上抛来抛去，她命中注定要官司缠身，新作《K》再惹风波。
    小说写的是英国青年诗人朱利安·贝尔1935年到中国的革命和爱情经历，他是Bloomsbury的二姐妹中范耐莎的儿子，弗吉尼娅·伍尔芙的外甥，以英语文学教授的身份到达武汉，爱上校长的妻子林女士。林假期密约诗人北上，两人在古老的北京有一段忘情之恋，诗人回到武汉后，不知如何处置两人的关系，想断又无法割舍。在他与武汉的西方殖民者发生冲突后，毅然西行川北，寻找红军，想参加中国革命，但途中被革命战争的残酷吓坏，觉得还是爱情宝贵，又回到武汉重续旧情，最后事情败露，被迫辞职回国，他明白了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爱情都不是他能理解的。后来他去西班牙参战，死于战地，而林女士在自杀的昏迷状态中，与诗人重会。

    文化名人陈西滢、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女士认为虹影在小说《K》中的性描写丑化、玷污了她故世的父母，给死者和她本人都造成了精神损害，因而将虹影告上法庭。
    2001年初，漓江出版社推出的虹影精品系列突然撤掉了《K》，这本没有问世的《K》成为读者心中的一大悬谜；2001年，《K》瑞典文版、荷兰文版、法文版等相继出版；4月，凌叔华之女陈小滢向北京海淀人民法院起诉，认为《K》侵犯了其母亲的名誉权；7月，海淀法院不予立案，陈小滢不服，上诉北京中级人民法院，12月，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1年底，《K》简体中文版由花山出版社推出。
    原告再次上诉，2002年年底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由著名作家虹影所著的长篇小说《K》是色情的和诽谤性的，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庭要求虹影十万元惩款，加上原告的全部费用十万元，合并为20万元，并要求被告在在一家国家级报纸上发表公开道歉声明。

    《K》一案具有典型意义，长春一审判决引发了国内文学界和司法界的对话，造成了小说《K》的起伏不定的命运。
    2003年7月15、16日，在长春吉林人民高院民事庭，二审开庭，焦点在原告身份和此书女主人公是否唯一和此书是否淫秽。当事人双方和法院合议庭都未休息，也不吃饭，直到法院下达的文件双方及律师于16日傍晚签字后才离开。
    双方和解后法院的裁决书容许《K》一书改名《英国情人》，以及无意巧合原告先人的名字身份等改过后还可出版，法院也不判谁侵名誉权和淫秽否。虹影作出让步，向法院提出愿意公开在《作家》杂志上致歉，对于原告这几年花在官司上的高额诉讼费和律师费，愿意补偿8万元，以求一个安静的创作生活。

    虹影从长春回北京后，身体一下垮掉，心脏也不好，但是精神上得到了放松。拥有了不受干扰的创作环境，现正在闭门不出，专心致志地修改以重写“海上花”为内容的旧上海故事的的新长篇《上海王》。准备明年一月推出，此书电影版权已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