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的驳船里,肯尼基的萨克斯管里飘出的声音让人心碎。
浪洲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多保重,我的兄弟。”
我说:“你也保重!”我看到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他可以用八种语言向女人深情款款地说:“我爱你”,“我可以拥抱你吗?”而此时却像一个被人欺辱的小男孩,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两个曾经是拜伦和金斯堡的嫡派传真,而今天却像江面上一个个细小的水泡无语东流。
游轮的汽笛声向无边的宇宙传递悲伤的叹息,飘浮在江面上的是城市黑色的轮廓,颠倒的街景和灯光……
游轮缓缓驶离驳船。他站在船弦上努力地向我招手。也许他要传达的东西太多太多,如符咒般令人费解。然而,我清楚地意识到,又一个可爱的生灵也许从此将从我的生命里消失。花开了会花谢。月缺了会再圆。可是人离了,再见却遥遥无期。就像我初恋的情人那样。至今她那分别时的一瞥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在时光的两头,她的生活我无从知晓,但我的心却因那烙印而终日泣血。我默默祝福那些出现在我生命中的男孩女孩,为他们祈祷。只是有一种巨大的不安让我手足无措,仿佛日后的再相见已是枉然。岁月在彼此的脸上刻下道道痕迹,更生出无限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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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浪洲离去的第二天。刘杂碎残忍地将我从办公桌上的白日梦中揪了出来。那天上午,我伏在桌上酣睡,梦中有一个看不清模样的美女,她在沙漠的山丘上跳舞。阳光把沙漠印成金色。沙漠像翻滚着波涛的海洋,而那山丘是海洋中掀起的巨浪。她在浪尖上跳舞,一种神秘的来自中亚沙漠民族的舞蹈。我看不见她的样子,因为距离太远了。
梦时断时续,后来她缓缓剥下她身上纱制的衣裳。一件,两件……正在我急切期待她脱光全身时,该死的刘杂碎出现了,肥鼓鼓地手掉敲在桌上,惊出我一身冷汗。我慢慢地抬头,眼前一片茫然。嘴角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抹掉的口水。我心里暗自说道:为什么杜平不把这杂种勒死后再辞职?
刘大文豪穿了一套阿曼尼西服。可我却想起了那只穿着衣服,准备去高老庄成亲的猪妖。
“你在干什么?”他朝我吼,“要睡觉滚回老家去睡!还坐在这儿?快去。文化馆举办的老年文化节,去弄几张照片回来。文字炼简点……”
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有人打电话来,说红军路的巷子里有一个女神精病人,听说看上去挺年轻,挺漂亮。后来几个痞子叫来一个满脸鼻涕的痴呆男人,并耸恿痴呆男人去淫辱那个女神精病。说是那疯女人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痴呆男人正抓着她的奶子玩,但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周海!”刘杂碎尖厉的声音:“你去一趟红军路。”
我看到阿海牛皮哄哄,像个肉球似的滚了出去。我怏怏地退出办公室,像一条误闯进人家院子,被人赶出来的一条赖皮狗。步覆蹒跚,还夹着尾巴。
老年文化节!见你妈的鬼。写得再多明天顶多只有一句话:“……宏扬老人文化。关爱老人。”照这样下去。甭说一个月五千字,恐怕连五百字都达不到。
文化馆离记者站不远,穿过步行街,再过一条马路就是。那是一幢三层楼高的大房子。下面一层是银膺夜总会、银膺浴足保健中心和银膺卡拉OK厅。每次路过这里,夜总会的招牌就会占据我的整个视野。上面画着一个热情如火的外国女朗,身上泌着汗珠,微微睁开的眼神里透着无限的渴望……
跟我事前预料的一模一样。还没走到第二层门厅,一股腐烂发霉的味道便迎面而来。写着“文化馆”的牌匾下面是一副对联,一个叫“吴墨”的人用狂草写的两句话。我看了半天也看不清他写的是些什么。那字迹就像是酗酒的刺
猬,受伤的乌龟,发情的乌梢蛇爬过的足迹。进门的第一间展厅挂满了书法和篆刻作品。据说今天所展出的东西都出自本城老年艺术爱好者之手。这里堆满了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轻言细语地交谈,举止得体,温文尔雅。我把挂在墙上的字逐一看了一遍,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要么是几句古诗词,要么文革时期的语录,要么是些重复了千年的励志的话。陈词滥调挂了满屋子,就像那只今天换了身“阿曼尼”的猪妖,他脱下衣服仍旧是一只猪。一个人花上一年,或者十年,或者一辈子的光阴去练习写字,实在是蠢得不可救药。从打印机嘴里吐出来的东西,要比这墙上的动物足迹看起来舒服许多。再说练了几十年的字,到头来还是捡一堆牙慧来见人,简直是对自己生命的亵渎。
第二间展厅里挂满了国画。无非是一些山水,花鸟鱼虫,树木植物,色彩单调,千人一面。我大致看了一下:渲纸,腐烂的气息,千百年来一直奄奄一息的木乃伊。没有“贵妃出浴”,没有“春宫图”,没有“汉姬出塞图”这些画里边连人影子都没有。像一文痞说的那样:画了一辈子画,到头来竟然不会画人像。我不知道那帮老鬼们是怎么想的?国画,工笔画,水墨画,几千年前是这样,几千年后仍是这样。我仿佛看到木乃伊们正在地下开心地干杯。这不是艺术,这是腐烂尸体的陈尸所,是淤泥及化石标本展览厅,是一座活死人的墓穴。霉变的屋子,阴森的风徐徐吹过,有人在欢笑,垂死者的喉咙里发不出半点响声。
我在文化馆里转悠了不到十分钟就急急忙忙地退出来。就像一个人内急,不得不踏进满地粪便的毛厕一样,进去之后又赶紧出来。在文化馆大门,我遇到一个老头儿。我开始采访他:“你是书法家吗?”不是。“那你是画家吗?”也不是。“那你跑来干什么?”嘿嘿!我来瞧瞧热闹……我无言以对,采访到此为止。
离下班还有大半天时间,因为办公室里有一头穿“阿曼尼”的猪,所以我打算就在街上转悠到下午再回去。
我到商场里去看看电视;在街边花园的石阶上小悠;在长途车站的椅子上睡午觉;在花街柳巷观赏无聊的婊子;到步行街周围去看看美丽女人的身体曲线,总之,哪怕就是让我蹲在奥吉亚斯的牛圈也好过回去见我的上司。
路过一座建筑工地时,我被眼前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竟长久驻足。这里是一幢未来高楼的地基。一大群农民工和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在这赤色的大坑中作不规则的运动。风钻的轰鸣声,空压机的马达声,铲车的传动声,运土车的喇叭声,都交织在杂乱无章的空气里。我注意到那辆反铲式挖掘机的臂是那么灵活,仿佛人的手。农民工手持风钻,要很长时间才能在岩石上凿一个小洞。而那辆挖掘机只需几分钟就能将地上的碎土装满一大卡车。现代技术是人类与世界所建立的联系,然而人类和那辆挖掘机相比又是那么孱弱。讴歌着麦田和大地的诗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土地不再是母亲,也不再是我们怀念的对象。我想象着在挖掘机尚未发现的地的更深处,那些深埋于地底的青春,感觉,以及一张张雅气的脸也许已经被岩浆熔化。我想到了刚才在文化馆里的老年艺术展,为不么不把那堆无用的热情填进眼前这大坑里,再用泥土掩埋?这个大陆的伪艺术家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究竟需要什么,不论是“耕笔”还是“笔耕”,他们一辈子和肮脏的牛或者猪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守着乡下的田地或是食物,一恍就是一生。我想起了俞浪洲在江洲饭庄吃饭时对我说的话,“一场暴炸,一场灾难……”挖掘机的汽笛声在大地上回荡,如几百年前威廉•华莱士在苏格兰场上的振臂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