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以凡人俗事为小说的矮丛中，我庆幸我读到了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读大人物的传奇或传记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北京法源寺》是一曲男子汉的颂歌，是一曲男子汉的交响曲。它的基调是激烈的、悲壮的，几乎很少涉及爱情领域。换句话说，它用强烈的理性代替了缠绵的柔情，但它也并不排斥女性，从谭嗣同妻子的离愁到光绪妃子的哀怨，我们都可看出这一点，只是它的大旨不在谈情耳。

    李敖评价自己的《北京法源寺》说：“《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其所以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跟作者在描写手法上的着力追求有关。作者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突破了小说的时空界限，从追述唐高宗征高丽的往事到历数北京城市建设的变迁，把古往今来的历史史实熔于一炉；他磨练多多的写作技巧，使这本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小说的情调，小说的节奏，小说的整体风格，充满阳刚之气。它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在内地近年小说越来越显得阴柔与娇小的情况下，读这本小说，自会感到格外的清新与流利。当然，这样的写法也存在着疏漏与不足之处，这是它的缺点，留到下文分解。

    小说围绕谭嗣同这个人物，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一、康有为，他是维新运动的领袖，在小说中还是在实际生活里他都是以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跟从事实际行动的谭嗣同不同。就康有为的形象来说，作者如实地描写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展示了他冒着危险从事维新活动的内心世界，是真实可信的。
    二、梁启超，他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是变法维新的领袖之一。他在小说中的担负的任务，是跟谭嗣同辩论，在政变前辩论学理，在变法失败以后辩论事理——“志士仁人”应该怎么办？是学梁启超远赴东瀛求学避难，还是学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李敖是主张学梁启超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要牺牲，但我们不能为渺茫的希望而牺牲。”谭嗣同的死看似悲壮，实际意义并不大。对反动政府来说杀一个谭嗣同就像除去一个眼中钉一样，是微不足惜的。对志士仁人来说在，则意味着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谭嗣同之死不但没起到多少警示与激励的作用，反之，他却让反动政府利用作了“杀鸡敬猴”的活榜样，实在得不偿失啊！谭嗣同是这本书的灵魂人物，他倒下了，戊戌变法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大刀王五，王五号称“京师大侠”。他的镖局在北京八个镖局中是最有名的一个，他自己在侠士中是功力最好，最有义气的一个。他跟谭嗣同相识，象征着革命者与改革者的结合，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帮会人士的结合。他既坚持了谭嗣同先前的革命路线，又能处处从大局出发，也就是既有义也有侠。王五临走前对谭嗣同说过几句推心置腹的话：“我们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号是：‘昆仑计划’，细节你三哥不必操心。问题是万一我们成功了，皇上又有机会执政了，搞变法维新了，而你三哥以不牺牲而牺牲了，岂不误了大局。所以我还是劝你躲一躲……。”出之以诚，晓之以义。但谭嗣同还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王五最后救皇上没有成功，正是因为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

    总之，小说在构思与描写手法上都算成功的。小说的构思是精巧、细致、匠心独运的。小说在描写手法上则主要运用了烘托。一开头，极写各寺庙的热闹，这是为了反衬法源寺的冷清与寂寞。小说写龙树寺、广化寺、妙应寺、广济寺、龙泉寺等等，都没有悲怆的意味，甚至还洋溢着一片喜气，只有悯忠寺，它一开始便表露了阴郁与苍茫。由于这一反衬，全书呈现出一种悲凉的调子，只有开头少许部分是热的。

    当然，小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结构涣散，描写不够一致，这跟小说酝酿于监狱，隔了多年以后才写有关，说穿了还是跟李敖的凄凉身世有关，谭嗣同又何尝不是李敖自己的真实写照呢？只是李敖比他多了一点儿游戏的精神与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已。其次是语言过于理性化，它能唤起人们的理性思维，却很难使人物形象逼真，跃然纸上。这又跟作者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论文、说理文章的写作有关。余杰曾就此批评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说：“李敖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写《北京法源寺》，不如老老实实地写一部《戊戌变法史论》，后者才是他的强项。”第三，用典太多，语言难免晦涩难懂，给读者阅读带来很大的不便。

    上述几点是《北京法源寺》的美中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仍然是难得一见的中文巨著，李敖还藉此获得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最终败北了，这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制度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关，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对李大师的落选，我不表示任何意外或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