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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左靖

艺术展览VS独立影像

  专:重塑社会:一种有价值的乌托邦?

  靖:独立影像对主题展览的伤害

吴文光:其实谈不上伤害

吴晨骏:DV纪录片《百年不化·现场》观感

运动的视域:2001北京国际影像展研讨会纪要――关于DV纪录片《百年不化·现场》部分

左 靖:重塑社会,如何可能? ——“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综述

来自“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反思活动”的系列报道

□  茅小浪: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文案

□  左靖:传统遗存与前卫姿态——“重塑社会”活动研讨会述要  

□  张勇:DV影像对“重塑社会·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的介入

□  方旭东:引人省思的含混不明或自相矛盾——“重塑社会”艺术活动之我见

□  张勇:《百年不化·现场》导演手记

 

 

 

 

 

 

 

 

 

 

 

 

 

 

 

 

 

 

 

 

 

 

 

 

 

 

 

 

 

 

 

 

 

 

 

 

 

 

 

 

 

 

 

 

 

 

 

 

 

 

 

 

 

 

 

 

 

 

 

重塑社会,如何可能?

——“重塑社会· 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综述  

左靖

“重塑社会· 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是由茅小浪、左靖策划的一次综合性的艺术活动,它沿袭了策展人一贯坚持的文化理想主义及倡导当代艺术探索中的知识分子性的实践思路,并将视野放在商业化、世俗化初步萌芽的皖南古村落。场地选择的理由在于——皖南一带(它依旧是中国最具传统文化典型特征的地区之一)挟裹着历史的强烈的文化信息延续至今,各种艺术形态通过艺术家的介入在此发生,更能充分体现出前卫艺术与传统文化遗存的并列关系,以及与进入急速世俗化过程的现时中国社会的关系。我们赞同一位导演的观点——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只是中国这块广阔土地上的几个盆景,农村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在泾县查村实践这次前卫艺术活动,在生态上自然会形成两种对应关系:一是形上的传统观念与形下的乡土村落形态的对应;一是形上的前卫艺术观念与形下的艺术作品的对应,这两组共时的对立对应关系,把这次活动与博物馆陈列、美术馆展出区别开来,它所产生的意义是建立在一种精英主义立场(主题的)与后现代主义(状况的)情境的汇合之中。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整体的呈现,这次活动断然与现有的艺术活动和展览体制分离,并在分离中探寻一种新的可能,即打破前卫艺术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试图建构多中心的艺术新版图。更重要的是,活动的现场还将远离最普遍的艺术受众,它将迎接的是另一人群的视线,这一边缘人群毫无所谓现代艺术的“教育背景”,但现代艺术却真切地在远离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他们自身的生活领地发生,或者说,在“另一个”中国社会发生。与其祖辈情况不同的是——他们正好处于随着古老村落形态的瓦解而带来的古老观念及生活方式瓦解的复杂的变迁之中,这又将在占中国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一个层面再次实践“误读、曲解是理解的必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同时还意味着对城市公众趣味的一次轻蔑。

考虑到经费、艺术家参与态度等一些原因,这次活动还创造性的将现场分为二个:第一现场皖南泾县查村,第二现场即受邀艺术家所居住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艺术中心城市。甚至参展艺术家洛齐还将在今年第二届意大利亚太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把第二现场落实在欧洲,比如意大利,或者卢森堡、哥本哈根,利用西方现场重塑“中国事物”,用中国的历史方式介入、渗透西方当代社会——这使整个活动因为一些缺陷或时间安排上的矛盾而意外显示出多面性的特征。这也许正是当前所有尚未进入“西方庙堂”的前卫艺术活动的共性所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形与上个世纪80年代启蒙时期的民间文艺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部分血缘上的关联。

为了体证当代思想、文学与前卫艺术的关系,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策展人还邀请了部分小说家、诗人、人文学者对活动主题及其所产生的意义进行对话、延伸、反驳及质疑。这些人士作为目击者深入现场,在第一时间内探讨了艺术家活动的社会含义,揭示了隐藏在纷乱复杂的外表下的精神内核,以及感受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使所谓身份之间界限的消失成为必然所带来的艺术创作的自由与解放,并以文学、哲学等话语与艺术话语一同呈现了这次活动的文化意义。

在拓展当代艺术多元化空间的探索上,艺术家们已达成共识。因此,这次活动在艺术形态上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限定与预设,装置、行为、影像等几乎可能的艺术形态都将围绕活动主题展开,它既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又是由活动场地所激发的各种随机的灵感产物组成。艺术家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意识到现场的不可替代性,但现场终究只是瞬间,记录以及用何种方式记录才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践策展人关于本次活动全新的记录思想,以期达到记录与现场的互补,我们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器材,进行动态和静态的记录。在这些记录者中,包括DV艺术家、电视台体系中的工作者以及艺术家本人。

这次活动的主题:艺术地重塑社会——重塑社会、重塑自然、重塑人,过于宏大,看似简单,但后续的阐释文字却显得晦涩多义,它秉承了策展人茅小浪近年来的策展思路与一贯文风。但我觉得,在对主题的认识上,策展人应该扭转人们对主题必须表达一个明确观念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一个艺术活动的独特性在于从不让现实屈从某种先验的观点。它只知道从表象,从艺术家与现场发生各种关系的纯表象中,推断出它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可以在主流展览,比如去年的上海双年展的主题(上海·海上)、今年的横滨三年展的主题(巨浪——冲向新的综合)以及没有展览主题的第二届柏林双年展中找到这种思想。也就是说,让独立的作品各自发言,让整体的活动本身发言。我认为,策展人之间在对主题理解的分歧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这次活动的张力与可塑性。

    2001年8月15日至18日,来自北京、山东、江苏、安徽的11位艺术家齐聚皖南泾县查村。按照计划,到达第一现场的艺术家,首先完成了一项集体行为-装置作品:清除垃圾——将散落在查村河道里的塑料制品收集、粉碎,与水泥拌和制成“百年不化砖”,砌成“百年不化墙”。随后,艺术家冒着酷暑在查村各处(主要是在一些破败的祠堂里)完成了各自的作品。在17日晚举行的研讨会上,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文本与艺术家的创造性的矛盾关系,这也是目前主题展览都会遇到的问题,张扬艺术家的个性,势必使活动的整体性精神受损,问题在于怎样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次是对活动主题的质疑,即重塑社会,如何可能?再次是有关本次活动的作品评价,一种批评是不新锐,不超前,不突出,与时下流行作品所流露出的极端化情绪大相径庭,我想这是由于策展人受到90年代以来所谓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过于注重艺术创作中的人文色彩有关。我认为,这既是一种文化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策略。

从参展作品看,一些艺术家对文案进行了认真地研读,比较注重活动的整体性呈现;另一部分人则舍弃了文案,以一种自言自语的方式介入。前者以茅小浪、陈宇飞、黄震、方旭东、左靖为代表,后者见于张永见、孙建春、吴晨骏、赵亦武、笪雅平的作品中。罗辑的作品是个例外,他的行为《白蚁》更像是对整个活动进行总结,从表面上看是用灭虫剂消灭隐藏在古宅中的白蚁,实际上他考虑的既是对传统文化内部腐朽成分的厌倦,又是对本次活动所遗留下的令人不安的痕迹进行消毒,把属于村落的宁静重新还给村落。

陈宇飞的作品侧重于体现他对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观念的反思,它涉及到前卫艺术的源头,以及外力对中国当代文化介入和内部的积极应对等诸多问题。

茅小浪的作品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产物,他善于把一种颠覆性的观念付诸于过于直白的方式,却往往产生令人误读的效果。他把强烈的知识分子性与其隐而不发的态度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孙建春一开始就对策展人的文案中显露出的暴力色彩表示了不合作,他以一种超越整个活动的姿态不断更换自己的方案,结果是做了一件与活动主题无关的作品,这件作品是他在别的展览中一个系列的延续。所不同的是,让他销魂的“桃花潭”(泾县一名胜古迹)不是城市的豪华浴池,而是可能藏有青蛙、蟾蜍的百年老宅天井的蓄水池。

方旭东原先的方案是在查村最古老的元代祠堂播放自己今年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的录影,他的论文是对元代理学家吴澄的思想研究,如果把答辩会理解为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中的一个程序,这一巧合应该令人悲欣交集。后来他实施的行为是《查村读经》,即引领一群当地小孩在祠堂里读《论语》首章,最后戏剧性的结果真正让他悲欣交集了一回(见美术同盟网方旭东撰《祠堂·读经·知识分子幼稚病》)。

张永见的行为《藏》更像是一次职业表演,因为是藏,时间选择在晚上,当摄影灯把他手捧着蜡封的坛子的鬼魅身影印现在墙壁上时,一种人为的神秘感油然而生。他选择了老宅的四水归堂之处,掘坑藏宝,因坛中无物,故藏宝实为藏空,这一带有恶作剧色彩的作品,既是对人类物欲的嘲讽,又是对自身行为的怜悯与厌恶。

黄震的行为《葬花》具有浓重的古典情结,他一副刀耕火种式的装扮,把一张张印有汽车、轮船、飞机的精致印刷品放入查村的许溪,用一种极为婉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唾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这次活动唯一自己驱车来查村的艺术家,这件作品于是成了质疑现代艺术真实性的绝好实例。

赵亦武、笪雅平、吴晨骏以及我个人的作品因为篇幅关系就不一一评介了,活动的第一现场部分已经结束。可以想见,因为距离的原因,遍布在各地的第二现场的艺术家们,如山东的高氏兄弟、山西的宋永平、广州的邓箭今、成都的周斌等等,他们的作品也许更能体现出在演绎文本过程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最后,我愿意引述方旭东博士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在我看来,这次活动无疑已触及到传统与现代以及后现代关系这样复杂而重要的思想史问题,虽然策展人自身的思路未免纠结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对人文学者来说,艺术家的意义也许正在于他们往往会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暴露问题。“重塑社会”活动的文化意义或许也就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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