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六岁那年的秋末，我们家从那个叫四部落的农村搬到了木良林场。那天林场派了两辆牛车，一辆满载着我家不太厚实的家底，另一辆上坐着我们一家七口。天很冷，我裹着厚厚的衣服偎在胖胖的大姐怀里，借他的体温取暖。后来她枕着我的头睡着了，口水流了我一脸。
  
     晃晃悠悠的小一天，我们到了新家，这里的人这里的山这里的水都充满了神奇，让我兴奋。只是这里到了夜间便会很冷，砖瓦结构的房屋比不得原先用土坯垒起来的，透风。夜里妈妈也不再搂着我睡，她有爸爸在身边了。我和三姐冬梅一个被窝。她没我聪明，每天天一黑就早早地钻进被子里面，嘶嘶哈哈的。我就在一边等，对她的寒冷视而不见，估计时候差不多了我自己困得也熬不住时我才会爬进早已被三姐捂得暖和了的被窝。现在想来，室温太过舒适了，人反而睡不好觉的，在寒冷中躲在热腾腾的被窝里的感觉才是真的好啊！
  
     不愿意也不行，现在必须把笔触伸向我的爸爸了。
  
     我的爸爸是湖北人。长大后常听人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姥”，意思是说湖北那个地方出人才，人都狡猾狡猾地。爸爸是在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叫茄子堡的地方出生长大的。（听听这名字吧，竟然叫茄子堡！长大后每次填写籍贯时我都感觉丢人。）十七岁那年，他在家里犯了错误跑出来。走投无路时，正赶上解放军的队伍经过那里，他就光着脚丫子赖在队伍后面，部队走哪他跟哪，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幸亏那天打村头经过的是解放军的队伍。后来很多次我问他到底为什么参加的革命，他都不肯说，脸上还很不自然。我估计他那时肯定没干什么好事，没准就是将邻居家的鸡给偷吃了也说不定，要不然他吃鸡怎么会那么油条？
  
     他不说我们也先不深究了，反正爸爸确确实实是十七岁就扛起了革命的枪。扛起枪后他还真没给湖北人丢过脸，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杀了许多反动派。说他足智多谋可不是随便的臆造。有一次也就只有那么一次，家里来客人，爸爸陪着喝酒，有些喝大了，话就多起来。他讲了个当年他作战的故事。说那次打的是一场阵地保卫战，和敌人拼刺刀。俺爸虽然年龄小力气不大，但机灵。他从地上捞起一捧血抹在脸上，让你一照面先吓一大跳。就在对手稍微迟疑的一刹那，他鬼一样大喊大叫着举刀刺来。结果在那一场撕杀中，关公般的他挑倒了四个敌人，吓跑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阵地守住了，爸爸还荣立三等功，得了一枚铁片片。长大后，每看到电影中战争的场面我就会想起爸爸的故事，就会突发奇想：要是让四川那些会变脸的大师们都出现在战场上，有如神兵天将般的，那该有多带劲儿啊。
  
     还听说爸爸后来是机枪手。不过这事他没有多说。估计那样一来他杀起人来也就和收割机放倒庄稼差不了多少。后来他又当上了排长、副连长，打了很多的大仗恶仗，身上还留了几处伤疤作纪念。全国解放后，爸爸到青岛海军航空兵学校学起了开飞机，学得不错，没多久就能把飞机鼓捣天上去了。上是上去了，可一爬高他就晕，仔细检查也确定不了是啥毛病，估计是战场上哪颗子弹把他的穴给点了。开不成飞机让他很难过。也不能白学了那些技术呀，就又开始学上了修飞机。学成后回到哈尔滨平房区（就是日本鬼子那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所在地）现在已经废弃了的一个飞机场，每天摆弄没煤油就烧酒精也敢往天上冲的飞机。就这样，打了好多年的仗，又学习了几年飞机的高深理论，爸爸的年岁就不小了。组织上关心他，为他在哈尔滨当地介绍了个十九岁的进步女青年，只见了一面就扯了结婚证。那女青年后来就成了我的妈妈。
  
     据说爸爸领着妈妈去过许多地方，青岛、大连、上海等等，拎着几个帆布箱子，组织让上哪就去哪，到哪里爸爸都是一颗光闪闪的螺丝钉。只是苦了妈妈，拖儿带女地跟着爸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就到了王震将军率领十万官兵征讨北大荒的年月。爸爸可积极了，对党的号召他一向如此，根本不用动员就早已热血沸腾了。全团他第一个报名，第一个戴上大红花，兴高采烈地回家来，和妈妈说：走，我们又该开拔了。这回可好，火车汽车地一通颠簸过后，地方越来越荒凉。妈妈就哭开了。女人真是麻烦，爸爸说。他是湖北人，有的是办法，没怎么费力就将妈妈安顿在农村，自己跑到几十里外的山区，要建设新型林场。开过飞机的他很卖力气地在林区驾驶着拖拉机。
  
     在我们老家，就是现在也一直是这样，墙的正中挂着毛主席像，右边是一个像框，左边是一个像框。右边的镶有我们几个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的照片，左边的相框里是我年轻时的父母亲。爸爸很威武，一身戎装，戴顶大盖帽，两眼发楞，满脸的阶级斗争；妈妈很淑女，真的很漂亮，一点也不比现如今的妙龄女郎差，双颊像贴了两块膏药一样地涂了红脸蛋，小鸟依人般。每次细细端详那张父母亲的合影，都不由得在心头涌上一句话，但我可不敢说，因为那句话太不恭敬太不像一个当儿子说的话。其实不说大家也都能猜得到，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什么什么上”的那句。
  
     家住农村时，爸爸总不在家，就是回来一次，也是有他还不如没他，所以对他没什么太深的印象。现在不同了，要和他朝夕相处了。可要了解他可真难。说来你或许都不信，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爸爸到底多大岁数。小时候，我问他：我是属马的，爸爸你属什么呀？他答：我也属马。哦。我掐着手指费了好半天的劲，算出他是四十二岁。没过多久，他的属相变了，说是属大龙的。又没过多久，他又不想属龙了，改属猪。又由猪到牛，牛到狗，十二属相他随便挑。别以为这是好玩的事儿，这里面可有个忠不忠诚的问题。当初组织上把爸妈捏合到一起时，介绍人对妈妈说爸爸比她大七岁。七岁就够大的了，可谁知他还随意地自己往上加。后来妈妈对他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多大就多大吧，我认倒霉就是。爸爸很认真地说了个数，原来他比妈妈大十五岁。我们就都以这个岁数为准了。后来我们这几个儿女都大了，那年就张罗着为他老人家过六十大寿。哪成想啊，又变了！爸爸在酒桌上的一句话，令我们目瞪口呆。他说：什么六十大寿，我的六十大寿早就过完了！我们问他到底多大岁数啊？他老人家很是忿忿不平地说：我哪知道我多大，你们问你奶奶去吧。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妈妈更是笑出了眼泪，说：得，知道正月十七是你的生日就行，每年都当你是九十九岁吧。
  
     爸爸性格很倔强，不喜多说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刚搬入新家不久，爸爸买回一副陆战棋。见我们几个孩子玩得那么开心，他就凑过来要和我下一盘。走着走着，他的工兵和炸弹都没有了，挖不成我的地雷就扛不成旗，扛不了旗还怎么赢。哪想到他非要用排长把我的雷对掉。我和他讲理，说规则上是不许这么做的。他说：什么不许？在战场上别说是排长了，就是一头驴也能将地雷趟掉。我不干，坚持认为他玩赖。最后他脾气上来了，一下子掀了棋盘，骂咧咧地说：这***纯粹是蒋介石的规定，哪有这么打仗的！……
  
     这就是俺爸，挺大个人一点不讲道理，掀了棋盘不说，还恼羞成怒地直喘粗气。妈妈急忙过来打圆场，拉过我揶揄道：儿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你小他大，得让着他。……一盘棋无所谓，也不赢房子赢地的，要是真赢什么的，撵到奶奶家我也要和他计较。比如说，……唉，说起这事儿话就有些长了。
  
     那时候的我没什么朋友，我也不喜欢和男孩子玩，一是因为他们都很脏，虽然我也不是十分的讲究卫生，但起码我不流很长的鼻涕，更不会用袖口去蹭，弄得衣服油光铮亮的；二是我又白又胖，玩起游戏不是当地主就是充汉奸，捞不到好角色。我就喜欢跟在三姐后头，与一帮小丫头玩。三姐漂亮，是那帮孩子的头儿，是队长，我就是党代表。蹦皮筋跳房子，撮羊膝盖骨，玩得好开心的。现在我还能一蹦老高，估计就是当初和女孩子蹦皮筋时练的功夫。可惜好景不长。那一次玩医生给孩子看病的游戏，我们都很认真。有个叫艳的丫头当大夫，轮到给我瞧病了，她认真地给我把脉，然后对同样一脸认真的我说：呀，你病得不轻啊！打一针吧。说完就让我转过身去，解开裤子把屁股亮给她。我觉得太好玩了，心想你是瞧病还是瞧屁股啊？就撅过腚给她。她用手在嘴里沾了些唾沫，抹在我屁股上，凉丝丝的。她说你怎么不哭啊？我问干嘛要哭啊？她说打针很疼的。我说我没感觉到疼呀。这话可说坏了，她拔下头上的发卡当针，照我雪白的可怜的臀部就扎了下来。真疼啊！我哪受过这等的委屈，掉过腚咬牙切齿地就也要给她看病。我比她可狠多了，从屋里翻出只铁钉子握在手中。还是我演的好，没等扎就吓得艳哇哇大叫，跟真的一样。不让扎我多亏啊，就撵着她扎。撵到外面她终于被我追上了。男人就是男人，比女人有力气。艳被我按在了地上，这回她是真哭了。我还不依不饶地，非给她一针不可，就动手扒她的裤子。这下完了！闻声而来的艳的爸爸跑过来，一把就将我薅起，打没打我倒是忘记了，只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有流氓这一词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此开始晕针，直到大学时才为了拔掉一颗被虫子嗑得不成样子的牙而不得已打起了麻药。那是第二次下决心非拔不可了，女朋友站在处置室门口握着小拳头为我打气。我闭紧双眼，手脚冰凉，任由那大夫为我打了一针麻药，是打在牙床的里侧。完事儿后他转过身，我想可打完了，就睁开眼睛喘粗气。谁曾想他又回过身，针还在手上，说还要来一针，打外侧。天啊！那针尖寒光刺骨，我两眼一翻，晕过去了。唉！这事儿挺丢人的，不说也罢。
  
     都是因为那缺德的艳，害得再没女孩子理我了。她妈妈还对我妈说：你可得好好管教你家爱民了啊，这么点就那么大的胆子，长大后非成二流子不可。
  
     我真是太孤独了，没人理的孩子真可怜！整日没精打采。爸爸有些看不过去，就对我说：瞧你那熊样，一点尿都没有。没人和你玩怕什么，老子陪你玩。说实话他太赖，要不是我实在没人跟我玩我才不搭理他呢。没几天，又出乱子了。那次和爸爸玩扑克，撸大点。玩着玩着他又不着调，说要赢钱的。他知道我有一角钱，那是妈妈很久以前给我的，多少次我眼巴巴地看着卖冰棍的老太太走远，把手中的这一角钱捏得直冒汗都没舍得抛弃它。他想骗去，窗户都没有！不过架不住刺激，最后还是和他赌上了，一把一分的。没多久我就赢了他十分钱。我心花怒放，他却把脸都输红了，只给我一枚五分的硬币，说你买冰棍吃够了，不玩了。不玩了可以，你得给足我一角钱啊。我就问他要。不给，我就撵着讨。爸爸去场部开会，正布置着工作，我这个黄世仁推门就闯进来了。妈妈总喊他老夏，我也这么喊他。我说：老夏，你欠我的五分钱准备啥时候还啊？会场上笑声大作，爸爸也是很不自然地乖乖地给我送来五分钱。
  
     我有两角钱了。你知道两角钱能做什么吗？我记得可是太清楚了。
  
     林场每月的二十七号放假，出车，职工们集体到距离林场十八里远的香兰镇买供应粮。爸爸领我去了一次，买完粮后还请我吃了豆腐脑和油饼。真好吃啊！有了两角钱我就不用他请了。早晨九点有一趟去往香兰的火车，不用买票爬上去坐十多分钟就到了。那家饭店我熟悉很容易找，进去后要两碗豆腐脑，上面有红红的一层油，花八分钱；再买一角钱的油饼，就可以将肚子撑圆了。剩下两分钱，还能买两颗水果糖，美滋滋地坐下午两点的火车回家，真是甜蜜的旅途。为了两角钱我没少下工夫，哭过闹过还绝食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个月怎么的也要去两次香兰。
  
     和爸爸在一起有苦有乐，相信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样。这里只说和爸爸在一起，并不是说和妈妈、哥哥姐姐们就没有故事，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不是很团结，原因在我，都是我时不时拉帮结伙惹的祸。不好意思多说了，举个小例子。每天早晨，妈妈会冲两碗鸡蛋水，一大碗，一小碗。大碗的给爸爸，小碗的给我。爸爸不喜欢或是不舍得放糖，就那么“突鲁突鲁”地喝，我这碗里有糖，小心仔细地喝完，糖还不会完全化掉，亮晶晶地趴在碗底。谁和我好我就把带糖的碗给谁，多是给三姐，让她再倒上些水冲着喝。总不给哥哥，他太嚣张，总是冲我横眉冷对的。总这样他的积怨就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趁爸妈不在家时，他火山爆发了，恼羞成怒的他把我摁在地上，在我幼嫩的脸上练开了“九阴白骨爪”，挠得我的脸成了血葫芦。唉，想起来心里都发冷啊，现在若是你和我亲近些，还会看到我鼻梁上哥哥当初的功夫是如何了得。解过恨后他就跑了，一夜没敢回家，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反省的。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以后都是我打他，为了他总抢吃我的鸡脖子我给了他好几次深刻的教训。现在我们都是大人了，哥哥已经当了大官，是警察头，估计除了人脖子不能吃，他想吃什么脖子都不会缺的。
  
     写这种文字总喜欢跑题，还是说俺爸爸老夏吧。和他一起有苦有乐。离我们家六里远处是六分场，兵团。那里总演电影或文艺节目，爸爸就总领我们几个孩子去。去时是欢天喜地的走着去，回来都是爸爸背着早就睡迷糊了的我。他不停的和我说话，不让我睡着受凉或是睡死了太沉。一里地二里地，背着儿子去看戏。他的这句口头语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每次他都觉得自己是在急行军呢，快到家时背着我领着哥哥姐姐，一起冲啊杀的就将屋子占领了。累得他大汗淋漓。在我这里，他也猎取着快乐。比如说吧，有天爸爸很神秘地对我说他会变戏法，说能将我变个模样，是谓大变活人。太刺激了！我就催促他快变给我看。他先让我把眼睛闭上，说等他出去一趟回来后我就变了。我照吩咐执行。他跑到厨房的灶间，抹上一手的灶黑，回来后问我说你闭好眼睛了么？我说闭了呀，边说边将眼睛闭得更紧些。他说我得看看我得好好瞧瞧，闭不严实这戏法可变不成。说着他就用手往我的脸上试探，摸了好多下，确定我是真的是紧闭着眼睛后，他很满意，说：妥了，戏法变完了。我不信，我还没感觉自己怎么变的模样啊？他说不信你照镜子看看嘛。我半信半疑地来到镜子前，我的天啊！镜子里的人还哪里是我啊？脸上早已被爸爸抹得黑漆漆的了，自己先吓了我自己一大跳。妈妈和哥姐们笑得前仰后合，爸爸站在那里嘿嘿笑着，为自己的得意之作骄傲不已。
  
     爸爸的手很笨。那次他答应给我削个木头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手还割冒血了才弄成个直角尺样的东西，说这就是枪，是手枪，是王八盒子。那枪每边都可以当把，每边都可以当筒，拿出去玩连小朋友都笑话。让他重新做他又不肯，说你先对付用，等你长大后我给你发只真枪。我不干，非让他立即开工。他被逼不过，就答应说明天再做。我就盼着日头快些落山，夜里盯着棚顶想着天明。可第二天开始他耍开赖了，说我不答应你了吗？明天做，明天还没到呢。一直到现在一万多个明天过去了，他也没再给我削只木头枪。当时我可气坏了，不知道怎么发泄我对这位说话不算数的爸爸的不满了，就找出张干净的纸，在上面画个爸爸，让他那把破胡子像刺猬样飘扬开，再画一把刀，穿他个透心凉，刀的入口处还弄得鲜血四溅，形象极了。得意之余就拿给妈妈显摆。没想到，妈妈一丁点儿也没发现我有绘画的天赋，三下二下的就把我那平生第一幅杰作撕了个粉碎，扔到地上，还往上吐唾沫，还用脚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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